幸存者武姗姗们和她消失的“学校”
如果没有十年前的那场车祸，武姗姗此刻应该在老家甘肃正宁的中学里，跟村里的孩子一起学习，准备期末考试。
而如今，高位瘫痪的武姗姗坐在北京仁爱学校的教室里，翻着英语课本，等待着上课。但实际上自从9月起，这里就没有老师来上文化课了。
北京仁爱学校是一所民办特殊教育培训学校。7月24日，双减政策落地后，这里就按照政策要求，不再教授学生文化课。
这所学校高峰时期曾经接收过100多名特殊儿童接受教育。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都是残疾儿童，没有北京户籍，不能进入公立特教学校学习，而选择了北京仁爱学校。
仁爱学校上课的孩子们
武姗姗在北京仁爱学校学习了7年。除了她之外，同样是高位截瘫儿童的李娟和张泽，也都曾在这里一起上课。如今李娟和张泽都已经回到各自老家。学校也只剩下了含武姗姗在内的8名学生，这里也已经更名为仁爱博溢文化艺术中心，留下的孩子在这里继续学习音乐等其他非文化课程。
残疾儿童入学难是不可忽视的现实。2018年发布的《适龄残障儿童入学状况调研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申请入学的心智残障受访者中，69%成功入学，28%申请失败未能接受义务教育，3%虽成功入学但在12月已经休学或退学。
实际上，国家也一直致力于解决残疾儿童上学难的问题。2017年，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就曾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授、特殊教育专业负责人王梅认为，在公办特教学校和普校特教班教育资源不足的背景下，社会太缺乏优质的民办特教学校和机构，国家也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去支持民办特教机构和特教学校。“不光做起来还得管起来。”她说。
重回校园
那是2011年11月16日的清晨，“一辆能坐9人的校车坐了64个小朋友，逆行和一辆大货车相撞，死了22人，伤42人。”十年了，甘肃正宁校车案的幸存者武姗姗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开场白。
2011甘肃1126特大校车事故
那场事故推动了校车改革的进程，她是这场事故中最严重的受伤者。“脊髓第6到12节严重损伤，孩子是捡回一条命。”武姗姗的爷爷武占西至今难忘校车被撞烂时现场的惨状，一具具幼儿的尸体被拖出摆在路边，到处是血、书包、鞋子，还有家长们歇斯底里的哭声。
十年来，武姗姗辗转西安北京，做了6次手术，脊椎里的7个合金卡子装上又取下，也尝试了干细胞移植，瘦小的后背仿佛习惯了手术刀一遍遍切开又缝合。
由于身体对麻药产生了耐药和不适，最后一次手术只能在没有麻醉中完成，她疼得在手术室无助地哭了，她说是那种没有眼泪的哭。弱小的她，无声地承受着这一切，只为了两个目的：重新站起来和上学。
而陪在她身边的，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十年间，改嫁的母亲在她出事后从未露面。父亲再婚有了弟弟，来北京办事时顺便看过她一次。“有时候我会想爸爸妈妈，偶尔会想。”已经14岁的武姗姗声音逐渐变得微弱。
这场车祸，带给武姗姗的，除了无法愈合的身体创伤，还有无法逆转的命运之殇。童年的记忆只留下了手术带来的苦难，失去了父爱母爱，回不去的曾经校园，乃至未来难以走入的工作岗位。
她想要重新回到学校的念头，源于她伤后第一次回村里，几年的光景让武姗姗对一切都倍感陌生，“我看到小时候的那些朋友都长大了，都认不出来了。”村里的人好奇地围着她问长问短，只有坐在轮椅上的武姗姗还像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我发现活着的那些小朋友都上学了……”
为了重新站起来每天练习的武姗姗
在北京治疗的日子，武姗姗和爷爷每天早上9点，都会准时来到北京博爱医院的康复科，水疗、针灸、气压……日复一日地做着每一个有可能让她双腿恢复知觉的项目。
一个偶然的机会，武占西从康复群得到了一个消息，附近的仁爱学校能接收无北京户籍特殊孩子上课。于是，他怀着忐忑的心推着武姗姗敲开了仁爱学校的大门，也敲开了武姗姗重入校园之门。
学校里的“代表人物”
在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一个居民楼内，几个坐轮椅的孩子跟老师认真读着单词，旁边的教室有两名脑瘫孩子在上语文课，还有声乐课、美术课等。每个教室都满满当当，武姗姗也身在其中。
那时这里还叫仁爱学校，而这位老师就是学校的创办者王莹（化名）。
45岁的王莹曾因一场事故险些瘫痪，在医院康复期间，她常常看到一群各种原因致残的孩子，划着轮椅在楼道转来转去，他们已无法回到普通学校，有的人甚至永远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轮椅仿佛一个牢笼将这群孩子困住，王莹有些难过。
“教育应该是平等的，我就想办个特教学校，让他们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学习。”于是顶着家人的不理解和反对，她用自己的工资和积蓄租赁教室、申办非营利教培执照，招募老师，用几十元一节课的价格让几百名特殊孩子得到了系统的教育，也包括在这里学习7年的武姗姗。
根据媒体此前报道，我国残障儿童数量很早就超过800万人，位居世界首位。“一些特教学校很早就让孩子接受职业教育，此外，特教学校的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这些年王莹也考察了一些公办特教学校，在她看来有些学校没考虑孩子的特殊性，并给与相应的教育方式，这是一种缺失。
“你很难想象一个1+1等于2都记不住的9岁智障男孩，可以记住几百首歌曲的歌词，并且有着专业歌手般的男高音；手部扭曲的脑瘫女孩，一弹古筝就恢复正常，还考下了古筝十级证书。”王莹不想看到他们的特质被世俗掩盖，他们应该有自己发光的领域。
仁爱学校的孩子参加演出
仁爱学校的学习经历将武姗姗的文艺天赋显现出来，在完成了小学课程的同时，她还考下声乐十级、葫芦丝十级、古筝九级……拿下50多个证书和比赛的奖项，多次登上舞台，成为仁爱学校的“代表人物”。
融合教育和“生死协议”
“做这么久的特殊教育，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排斥心，是从上到下的不接纳。”王莹说，包括武姗姗的爷爷在内，大多数特殊孩子的家长，都盼望着有一天孩子能回到普通学校，接受普通教育。
但现实却如一个微弱的火苗，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轻易将它熄灭。王莹曾经带着高位截瘫的孩子跟校方谈上学，但校长的话让她无法平静。
“他说如果要回来必须签个生死协议，你在学校发生的任何危险和责任，都跟学校没有关系。”这种深入骨子里的歧视和冷漠让她寒心。
更现实的问题是，正常学校大多没有电梯等特殊设备，学校也不会为了几个孩子将这个班级一直放在一楼。
12岁的李娟（化名）和武姗姗同样高位截瘫，在仁爱学校完成了小学课程，因为古筝特长她被老家的初中接收。
长期服用激素药导致这个小女孩身体严重肥胖，但是教室设置在四楼，李娟的母亲只能每天早上花5块钱，雇人将她从一楼背上四楼，晚上再花5块钱从四楼背下一楼，中午再去学校给她换尿布和按摩，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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