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介绍自己是作家，是件“丢脸”的事 止庵 X 笛安
对许多人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世界迎面而来，所有人都在往前走。
但是最近一部受到许多关注的小说里，一位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作者却写了一个“往后看的人”。
小说的名字是《受命》，它的作者是止庵。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它是一个复仇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八十年代的北京的故事。“复仇”这个主题本身就带着极强的宿命感，而当这个极有宿命感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的北京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丰沛的细节一帧帧地还原了老北京，一个把城市和人物结合得如此紧密的故事在当下实属难得。
读完后，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作者，比如：为什么这样一部小说从构思到出版用了三十年？八十年代的丰富细节是怎样来的？小说里，情节、人物和城市怎样去平衡？
在和朋友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之前我们采访过的青年作家笛安老师和编辑于北在读过这本书之后也非常喜欢。笛安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景恒街》写的就是北京，之前采访时，她说她会继续写北京，要写在北京生活的人。编辑于北也是生活在北京的“新北京人”，并且是一个文学编辑。他们读止庵这本《受命》的视角，也肯定会非常有趣。
嘉宾
止庵
作家
笛安
作家
主持
钟毅
新周刊编辑
于北
图书编辑
本期你将听到
3:35 小说的母题只有十几种，“复仇”是其中之一
11:40 张爱玲的小说里有两种视点，一种是人的视点，一种是天的视点
17:51 这部《受命》里，其实有日本“私小说”的影子
26:35 故事的人物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发展，所以细节就很重要
33:15 八十年代，并不富足，但是充实。人们对文化的关注度比较高
44:50 古典文化是创作的根
48:12 我们应该关心的是我们和过去之间的联系
56:03 向别人介绍自己是个作家，其实是件“丢脸”的事情
内容节选
好的文学作品里不可以只有“人道”，还得有天道
钟毅：这本《受命》您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构思好了雏形，过了三十多年才再次提笔完成。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创作来由吗？为什么会写一个关于复仇的“古典”故事？笛安最开始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止庵：1980年代，我读《史记》里的《伍子胥列传》，还有《吴越春秋》等，我对伍子胥的故事很感兴趣。就是一个人花了好大精力去报仇，要以一人之力去杀一个国王，立一个国王，兴一个国，然后才算报仇了。复仇到一半的时候，仇人自己病死了，我就觉得这有点像古希腊悲剧。
所以我最早是想写一个伍子胥的故事，但是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古代人穿什么衣服、怎么吃饭，所以就没有写。后来我就想写一个现代的跟它对应，这个故事是这么来的。大概在1988年就开始在我的日记本里边写提纲，还有人物小传。后来到了2016年，我就去翻我原来旧的日记，发现里边就有这个提纲。
《受命》
止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3
笛安：从史诗、远古神话到现代，其实只有十几个故事的母题。爱情是一个母题，然后复仇是一个母题，战争可能是一个母题。但是在21世纪的人的文学作品里，我觉得写“复仇”的就很少了，你仔细想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复仇”这个概念本身跟现代文明和法制社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现在的人写复仇为母题的这个故事是不多的。这是当时挺吸引我的一点，至少我作为一个读者，对于复仇故事一直有一个特别原始的阅读的兴趣。
钟毅：我第一次知道止庵老师的名字，是高中时候在张爱玲全集封面上。在我读这本《受命》之前，我就想，应该会受不少像张爱玲、周作人这样作家的影响。研究张爱玲，对您的创作，具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止庵。
止庵：叙述方式是跟张爱玲学的。就是用第三人称靠近一个人物，只有一个人物是他能够看、能够想的，然后叙述者贴近的其他人都是他的对象，所以他是个有限的第三者视角。
我很喜欢文学作品里边的两种视点，一个是人的视点，一个是天的视点。人的视点就是你看到一个人物他在那如何努力。还有一个“天的视点”，就是看他的种种作为都很可笑，都有局限性，都是徒劳的。
还有一点就是，张爱玲和周作人很关注日常生活，我特别喜欢张爱玲《半生缘》的前半部，他们的人物关系都是在日常生活的进展。
红楼梦也是这样，《红楼梦》里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儿，都是在平常的来往里面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以向他们学习的。我想写一个情节不多，但是有一个方向，人物的关系是在日常生活里得到发展的故事。
笛安：其实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这个故事前边的四分之三，实际上它都是少男和少女的爱情，你不要管他设定的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身份、年纪和职业，但他出来的状态就是少男少女的情感。
它实际上到后面是有一点质变的，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复仇。然后就是因为复仇的事情确实太不日常、太过剧烈，所以说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都变成问题比较大的男人和女人。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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