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丘吉尔的阴影下：二战前的英国政党政治与精英体制

理财鱼小提示：在丘吉尔的阴影下：二战前的英国政党政治与精英体制

（张伯伦与丘吉尔 网络图片）

高林/文

《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是一本并不追求长篇大论的书，主题也耳熟能详——“张伯伦的失败和丘吉尔的上台”。这个故事光电影都拍了不止一部，相关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但本书作者琳内·奥尔森不但成功地写出了新意，还颠覆了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熟悉的那种认知，让先被丘吉尔的光芒所掩盖、后被历史的尘埃所湮灭的人们慢慢浮出水面，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在电影《至暗时刻》里都是由群众演员所扮演，在本书的笔墨中被渐渐还原出历史中的形象，终究是这些人的勇敢战胜了张伯伦，虽然历史只记住了温斯顿·丘吉尔。

一

历史之所以只记住了丘吉尔，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把“张伯伦的垮台”和“绥靖政策的破产”混为一谈。丘吉尔战胜了张伯伦、终结了绥靖政策是一种最常见的观点。但事实上，“张伯伦的政策”并不等于“绥靖政策”，甚至“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也和人们观念中的“绥靖政策”有着很大距离。张伯伦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作为保守党的“王储”，才有机会把手伸出自己掌管的财政部，去积极地干预英国的外交政策。但到这个时候，“绥靖政策”已经从传统的“通过妥协和安抚去避免战争”变成了“通过妥协和安抚尽可能避免战争马上爆发”，以便为英国重整军备争取时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伯伦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解决：随着德国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表现出了越来越急切的领土野心。英国虽然对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军事义务，但英国的盟友法国对这两个国家却负有军事义务。如果德国入侵这两个国家，英国就可能因为法国对它们的军事义务被卷入一场世界大战。

张伯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地让法国和这两个国家摘钩，解除法国对它们的军事义务。在促使这些国家对德妥协的基础上，把法国和它们之间的军事同盟变为一种包括德国在内的共同保障中欧和东欧现状的新秩序。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张伯伦所不具备的资源，那就是时间。英国并不了解纳粹德国和希特勒，要建立这种了解和信任需要长时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但张伯伦没有这样的时间，希特勒也没有。1937年张伯伦才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首相，1938年他就被希特勒对捷克的军事威胁带到了战争的边缘。

此时的张伯伦犯下了第一个致命错误：在不了解希特勒究竟是否愿意遵守协定的情况下，就越过法国、甚至没带自己的外交大臣，独自飞往慕尼黑亲自主持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作为首相，他原本可以回避外交问题，却主动把自己的威望压在仅仅建立于“希特勒先生不会食言”为基础的协定上。当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违背协定占领布拉格时，张伯伦就遭到了政治生涯里最惨痛的一次失败。希特勒撕毁协定的结果使张伯伦颜面扫地。为了挽回面子，他又犯下第二个致命错误，在外交政策上180度大转弯，推翻自己一直所极力推行的“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的核心是避免英国被法国对捷克和波兰的军事义务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慕尼黑协定》的本质也是让捷克人自己对德国妥协，满足德国的领土要求，避免法国履行对捷克的军事义务。

可大转弯后的张伯伦主动向波兰提出，由英国担保波兰不受侵犯，主动对波兰背上了和法国一样的军事义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9年9月3日当张伯伦主动对德国宣战时，他反而要等待法国跟英国一起投身世界大战。曾经千方百计避免英国被法国卷入战争，却为了自己的面子就推翻了之前所有努力。

所以到1939年9月3日战争爆发，张伯伦所奉行的“争取时间”的整套外交战略和政策都已失败，而且失败的责无旁贷，但结果又如何呢？张伯伦内阁只作了微小的调整，就摇身一变成了“战时内阁”。对他威胁最大的丘吉尔和艾登，前者当上海军大臣后成了张伯伦内阁在议会里的辩护人；后者则满足于一个无足轻重的“自治领大臣”，变得沉默寡言不再批评内阁了。张伯伦的失败虽然导致了一场战争，却让他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巩固了。绥靖政策破产了，但张伯伦先生并没有下台。这个反差颠覆了对这段历史的普遍认知，同时也揭示出本书最引人入胜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让战略上失败、政策上破产的首相辞职如此之难？按照19世纪的游戏规则，像张伯伦这样的首相或者大臣可能已经下台好几次了。但即使到1940年5月那场最终决定张伯伦命运的“信任投票”里，他获得的支持依然在国会占多数，也就是说如果张伯伦决定无视下议院对自己的敌视，继续坐在他的首相宝座上，其实是做得到的。

二

“反对张伯伦的斗争”是由下议院的“后座议员”奋不顾身发起的，而他们的“英雄”丘吉尔却站在张伯伦身边，站在他们“对面”的阵营里怒气冲冲、满腹狐疑。用愤怒、警惕的目光，充满敌意地盯着每一个下定决心要把他送进唐宁街十号的“反叛者”们。他们相对于首相、大臣、前大臣这些坐在议会醒目席位上的“前座议员”而言是小人物，但终究也是议员。当作者从他们的角度去讲述这段历史时，客观上也就提供了一个少有的视角去观察20世纪30年代英国议会政治的状况，可谓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线索去弥补专门的政治史和政党史的不足。

首先，到1930年代，英国议会政治的发展水平其实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低。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美国议会的参众两院为每位议员都提供了办公场地。除了议会辩论阶段，议员们在华盛顿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度过的，但英国议会从没想过要为议员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对英国的议员们来说，除了下院议事厅，最重要的场所不是办公室而是下院吸烟室，因为它有整个伦敦最好的酒吧（没有之一）。尽管历史上通过过多次限制烈酒销售的条例和法案，但下院吸烟室从来不受此类法令的限制。议员们不在下院议事厅的时间大部分都聚集在此：喝酒，其次是谈生意、套交情、传八卦。

这是那个古老的乡绅时代的下议院留下的最大遗产。在那个贵族聚集在上院、他们的儿子、亲戚、邻居和朋友们聚集在下议院为他们的利益辩护和投票的时代里，这些聚集到伦敦的“绅士们”除了捍卫他们和贵族的共同利益之外，剩下最重要的就是谈生意和套交情，要顺利的完成这些任务，酒精类饮料自然必不可少。而且这个乡绅的时代，距离本书所叙述的时代其实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还是一个只有少数人有权投票的国家，对这些选民来说，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选择，就要考虑各种裙带关系、交情，或者这个人是否有优秀的口才，投票给他、他能否在下议院里为自己的主张争取到更多的认同感。因此下议院实际上是英国的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舞台。传统的托利党和辉格党是依靠这样的代言人来获取选票的。议员的影响力、威望、关系背景是用来为党派争取必要选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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