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与慢》之后，丹尼尔·卡尼曼的《噪音》之旅

理财鱼小提示：《思考，快与慢》之后，丹尼尔·卡尼曼的《噪音》之旅

（图源：CFP/供图）

李佩珊/文

作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从不自认为经济学家。这位纯粹而卓越的心理学家从未转行，也从没有上过一门经济学课程，是位彻彻底底的经济学“门外汉”。然而，他和同为心理学家的研究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所开创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挑战了经济学“理性人”决策的假设，为打开行为经济学的大门奠定了基础。

卡尼曼或许也是著作最为畅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他于2011年出版的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图书奖《思考，快与慢》一书，在全球销售了数百万册。这并不是一本流于简略的大众书籍，他着迷于分析人类决策过程中错误是如何发生的，而他基于大量实验和材料得出的洞见——大众的直觉思考充满了偏见，无疑是在忤逆着大众思想的潮流。

丹尼尔·卡尼曼是位悲观的质疑者，童年时作为犹太儿童在沦陷区的经历给予了他这抹生命的底色。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行动力相当强的生意人，开创了咨询公司TGG集团，专注于将行为科学和数据分析应用于咨询领域。

近日卡尼曼出版了《噪音：人类判断的缺陷》（Noise:A Flaw in Human Judgment）一书，我们可以在其中同时找到他这两部分的存在和成果。他将对于人类判断错误产生原因的研究从“偏见”推进至了“噪音”，即“应该相同的判断中的可变性”这一更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卡尼曼保持了他一贯的悲观论调，认为人类难以战胜噪音，呼吁采用“决策卫生”这样的预防性措施来减少噪音。同时，他对于未来用算法完全消除噪音的可能性抱有相当高的期待，将之称为唯一可以完全消除噪声的方法。

事实上，算法、数据、行为科学早已交织和缠绕在一起。不管是在前几年发生的关于操控美国大选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数据门事件中，还是不久前Netflix纪录片《监控资本主义》所揭示的社交网络用户成瘾问题中，我们都可以寻觅到这种交织和缠绕的存在。《噪音》以外，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现实？

从偏见到噪音

在《思考，快与慢》中，卡尼曼指出了“偏见”（bias）的存在。这基于他将人类的思考模式所分为的“快”和“慢”两个系统，即依赖直觉、无意识的“系统一”，和自主控制、有意识的“系统二”。这两者本该协同合作，但大脑出于惰性，往往直接选择了“系统一”的判断，这导致了人类的决策容易陷入“偏见”之中。

在这本书中，卡尼曼收入了他关于偏见最著名（也最有争议）的解释——“琳达实验”，来解释系统一是如何将无法立即找到答案的复杂问题进行简单化，形成了偏见。在“琳达实验”中，卡尼曼要求受试者想象一位名为琳达的女学生，将之描述为“31岁、单身、坦率活泼、在学生时代十分关心不平等和社会公正议题”。在他为判断琳达身份提供的几个选项中，其中一项为“琳达是一位银行职员”，另外一项则为“琳达是一位银行职员，并是位女性主义者”。绝大多数受试者出现了“合取谬误”（从概率上后者是前者的子集），选择了后一项选项，这是因为他们用“琳达是否是女性主义者”这个简单的问题偷换了“琳达是否是一位女性主义银行职员”的复杂问题。

但偏见不是卡尼曼对人类思考判断过程的研究之路的终点，时隔十年之后，他出版了《噪音：人类判断的缺陷》一书，来介绍“噪音”(Noise)对人类判断广泛而损害重大的影响。“实际上，偏见被高估了，这是以牺牲本该对噪音的重视为代价的。”卡尼曼在新书中写道。《思考，快与慢》的超级畅销点燃了人们重视偏见的热情，但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人们应该认识噪音这个普遍而重要问题的时候了。

卡尼曼将“噪音”定义为“应该相同的判断中的可变性”。他在人类社会中发现了大量存在的噪音，在医学界、法律界、经济界这些需要大量判断和预测的领域，他发现专家们的判断经常会大相径庭，更糟糕的是，他们经常会因为诸如天气或者心情给出不同的判断。

虽然都存在于判断过程中，噪音和偏见实质上是两类错误：正如“琳达实验”显示的，偏见本质上是一种导向于一致性错误的因果方式，而噪音则是一种数值散乱的统计方式。

卡尼曼在《噪音》中用一个相当简洁易懂的“体重秤”的例子来解释偏见和噪音的区别。如果你每天都在体重秤上秤一次体重，每次体重秤都将你的体重高估了两磅，那就是偏见（bias）；而如果体重秤每次显示出来的体重数总是不一致，在第一天增加了一磅，在第二天却减少了一磅，在第三天又增加了三磅，这就产生了噪音（noise）。

“大量的噪音是个昂贵的问题。”卡尼曼在书中写道。他引入了MSE（均方差）来测量“噪度”，并将之称为“噪音审计”。他发现一家保险公司的核保人们在制定保费时有着高达55%的噪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对股票估值的噪度则达到了41%。这令公司的高管们瞠目结舌，他们原以为员工们的判断最多只有10%左右的偏差。过度报价和低价合同给这家保险公司带来了高达数亿美元的噪音成本。

此外，卡尼曼认为噪音带来了大量的不公平。由于在法律界、教育界和政府中大量噪音的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广为存在。在他主持的一项法律界的噪音审计中，208名美国联邦法官面对着同样的由16个简化问题描述的犯罪，给出了平均为7年的刑期，但是法官之间给出刑期的平均差异超过了3年——这是非常巨大的噪音。“这将判决变成了抽签”，卡尼曼指出这样的“抽签”也会发生在入学申请、竞赛评分这样需求公平的重大时刻，甚至会关系到人们的生死：想想看，一个患有重症的人通过了申请，获得了社会保障残疾福利，而一个人却什么也得不到。噪音会给社会带来难以承受的不公平，“处境相似的人受到不同的对待是不公平的，专业判断被视为不一致的系统会失去可信度”。

如何减少被忽视的噪音：“决策卫生”

噪音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害，为何至今从没有被重视过？

卡尼曼认为，人们并不是对噪音视而不见，而是习惯性地忽视噪音——他将噪音比喻为“地下室的漏洞”。

他将人们没有意识到噪音这一“地下室的漏洞”的原因，指向了对“分歧”的逃避。“人们对不同意见往往会有不适感。”卡尼曼指出，大部分组织喜欢共识与和谐，而不是异议和冲突。现有的管理程序似乎往往是为了尽量减少实际分歧的发生频率而设计的：当分歧发生时，就将其解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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