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全球大通胀下，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过去十年，中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大多时候低位波动，中枢明显低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2007年至2011年，中国CPI在4%中枢附近大幅波动、最高接近9%；2011年之后，CPI通胀中枢明显下移、波动下降，多数时候围绕在2%附近窄幅变化。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CPI通胀相对较低，2012年至2021年上半年，中国CPI平均2.1%，明显低于俄罗斯的6.3%、巴西的5.6%、印度的4.9%。

中国CPI通胀持续低位，与经济回落过程中，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增长放缓、统计口径等有关。CPI分项中，价格中枢降幅较大的居住项，权重大幅抬升至第二位；价格中枢抬升的衣着和教文娱项，权重则不同程度下降；而权重最大的食品项波动下降，大多时候在低位窄幅变化。此外，一些商品服务价格变化并未完全体现在CPI中。

伴随中国进入转型阶段，居民收入增长的逐步放缓，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使得消费需求增长带来的涨价压力下降。从2011年开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逐步放缓，增速从14.1%下降至2019年的7.9%；期间，房价大幅上涨，加大购房压力，高房价和持续抬升的居民杠杆对消费产生一定抑制。

商品流通成本的下降，也是CPI通胀持续低位的重要原因。伴随物流设施完善、竞争激烈等，近年来物流成本显著下降，公路物流运价指数过去8年下降近三分之一。便利的低成本物流支持下，网络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逐步抬升；网络零售成本低于线下零售，交易增多进一步降低商品流通成本。

先导经济体经验显示，转型过程中，CPI通胀低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回溯历史，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转型过程中，都经历了经济增速回落、消费增长放缓及CPI通胀中枢明显下台阶，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正在经历这一过程。

在海外进入大通胀时代，国内CPI通胀也可能面临阶段性压力、但不会改变中期趋势。疫情背景下，发达经济体货币“大放水”、财政大规模刺激等，推动M2(广义货币)增速创新高，叠加疫情期间广泛存在的供给冲击，导致全球大通胀。中外政策不同、经济“错位”下，通胀走势不同，中国CPI尚在1%，美国已突破5%。不过，伴随原材料涨价显性化、猪价超跌反弹等，国内通胀或阶段性承压。(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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