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我们需要发现行动的逻辑，而不仅是书面的规则｜思想图谱
理财鱼小提示：王人博：我们需要发现行动的逻辑，而不仅是书面的规则｜思想图谱
“破除某某中心主义并不是一个口号，创造出属于中国人的理论以及概念、范畴体系并为世人所承认，需要研究者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衷心希望中国出版家们能发现这样的作品并送到读者面前。”
最初的构想里，“人文阅读思想图谱”只是一次出版建议收集尝试——业界需要了解学界发现了哪些闪光的作品，学界也希望出版界能够关注到他们发现的璞玉。于是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书评周刊集全编辑部之力，向与我们有联系的人文学者、创作者问出了如下三个问题：
您在2021年持续思考的问题；
您在2021年关注到哪部未引起足够关注或未引进出版的作品；
您期待看到怎样的中国作品。
最后我们获得的远远超越了“建议”的层次。随着新年的来临，编辑部共收回了74份回答，总字数逾5万字。情感与思辨密度兼具的文字织就一份呈现关联传统与现代、未来与当下的阅读思想图谱，他们以自身生活或研究为维度的阅读与追问，记录下了虽然蜿蜒动荡，但对真挚的爱、对重塑人与人的连接依然充满渴望的2021。
——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2年1月21日专题《思想图谱：2021新京报人文阅读》的B08。
「主题」B01丨思想图谱：2021新京报人文阅读
「主题」B02丨2021新京报人文阅读思想图谱：留给未来的74份回答
「主题」B03丨孙莉莉和朱自强的回答
「主题」B04-05 | 王敬慧、张莉、戴潍娜、马凌、程一身和胡桑的回答
「主题」B06 | 罗新、高林、陈力卫的回答
「主题」B07丨孙歌、唐小兵、福山的回答
「主题」B08丨王人博的回答：发现行动的逻辑，不仅是书面的规则
回答者：王人博
王人博（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持续思考的问题
我的专业是法学，即有关法律在国家与社会层面的相关问题。但我的兴趣一直停留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历史；一个是法律背后的东西。这主要源于一个纯粹自我又未必正确的判断：历史不是“过去”，而是参与塑造现实的主角，一切历史都是为“当下”而活，否则就没有“历史”，历史这个概念也没有意义。
即便是“考古”，考古者也不只是为了拨弄几千年前的旧玩意，而是试图在时间的尺度内通过地下的秘密通道把“我们”与我们的身前身后连结起来。这话有点抽象，举个例子：我对某个人物（法律人物）感兴趣，有两种关注的方式：一是分析他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直截了当；另一个比较迂回：看看他成长过程、人生中经历的事件以及他通常的反应，“习性”决定行为方式。
历史还有一种意义：人与人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有人会坚持“历史思维”——不一定就是历史主义的立场，认为某些东西是合理的，是历史发展阶段的特质所在；另一些人从“价值”出发，可能认为这些东西超越了历史，具有普遍主义意义；而另一些人可能既不注重历史过程的重要性，也从“非合理性”上否定其价值。这也大体上可用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现实存在的样态。
法律很重要，但这种重要性主要表现于国家层面，用以建构国家性制度，法律、法令、规章都以书面的方式存在着。然而，建构的制度是一回事，制度如何运作以及运作方式是另外一回事。换句话说，书面的规则在现实中如何起作用，公共言语表达往往表明的是态度，而不是行为的真实逻辑。事实上，制度与规则的实效有时与公共言语表达并不一致，而是在不同人的关系的处理中，经过“磋商”、“妥协”，采取有效策略而实现的。研究者所见的往往是书面的、公共言语表达的部分，而不是背后的真实行动过程。行动机制才是根本。
法律是国家性的、书面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感觉不到法律对自己的意义，也主要不依赖法律生活。对普通个人而言，只要自己不做犯法的事，就无须直接与法律打交道。虽然，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如开车、行走、借贷、婚丧嫁娶等等。法律越是在生活之中，似乎越会让人觉得离它越远。中国人的身边生活依靠的是亲人、朋友、邻里、师生、同学、同乡等情感、人情以及关系。普通人的生活依赖的是传统与经验，而不是书面的法律。这需要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发现行动的逻辑，而不仅仅是书面的规则。
值得推荐的图书
2021年我所阅读的主要是有关这方面的著述。给我印象深的都不是新近的研究成果，而是属于旧书，有的是重读，有的是翻箱倒柜地第一次看。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2015年就有了汉译本，知道这本书较早，之前也间接引用过，却没读。这是由两位美国语言学者合作的成果。之所以阅读它，是与上面思考、关注的问题有关。按照语言哲学，说话就是做事。我们靠语言显形我们的存在，理解我们赖以存在的规则以及经验。而这两位研究者告诉我们：隐喻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离开了隐喻，我们便无法生活。隐喻不是通常说的一般修辞或比喻，而是概念建构的基本质素。它来自于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建构，即以一种事物作为模本去理解另一种事物。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作者: [美] 乔治·莱考夫、[美] 马克· 约翰逊，译者: 何文忠，版本：启真馆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我们中国人在社会层面，把人分为“生人”与“熟人”是关系的基础，也是在国家法度之外最重要的生活依凭。这种建构依赖于农作物的隐喻，是生活经验概念化的结果。正如农作物由生变熟需要一个过程，离不开时间、水分、阳光；熟人的形成同样需要时间以及感情的培养，“培养”这个概念也依赖“人是农作物”的隐喻。除了农耕文明之下的“农作物”这个隐喻之外，我们人类也共同依赖“方位”、“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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