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 中国这一招美国不仅要学, 而且必须尽快上马 | 文化纵横

　　【导读】近期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一个显著特点是瞄准中美科技竞赛与产业竞争，主张以国家为主导，通过“产业政策”推动美国科技和产业发展。曾宣扬小政府、反干预的理念，并向全球推广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美国，为何公开反己之道而行之？
曾经的新自由主义旗手、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这篇文章，或许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福山认为，拥抱产业政策是正确选择，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产业政策就取得良好效果，美国尖端技术投资本质上也是一种产业政策。实施产业政策的关键在于一个可以回避公开政治压力的高能官僚结构，美国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机构——由技术官僚领导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它可以避开政治家影响。当前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关注两方面：一是科技产品供应链；二是低碳经济。与二者息息相关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然而，美国非但没有专门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计划的部门，而且每个项目都要通过提案，再经过15个联邦机构的依次审批，才能立项。这一领域在美国一直是“政治分肥”，许多支出都可包装为基础设施项目，能否成立则看谁能得到支持。福山认为，美国产业振兴的难点在于如何绕过极化的分权制衡政治并避免程序上的拖延，美国迫切需要一个“国家计划”，以及一个国家级的规划机构，基础设施银行或许是个好办法。
本文由弗朗西斯·福山于2021年4月在“美国宗旨(American Purpose)”网站发表的《盛赞产业政策》(In praise of American policy)、《以美国方式来建设基础设施》(Building Infrastructure the American Way)两篇文章编译而成，由“法意读书”编译中文版并首发，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如何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

　　 弗朗西斯·福山 | 斯坦福大学

　　
徐镜媛(译) | 中国政法大学

　　▍拥抱产业正确选择

　　政策是

　　我的朋友——弗吉尼亚大学名誉教授史蒂夫·罗兹将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1984年出版的《经济学家的世界观》35周年纪念版，翔实且全面地回顾和解释了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如机会成本、边际主义、激励机制、外部性、福利、消费者偏好等等。这些概念的介绍也为该书的最后几节中对经济思想的严厉批判奠定了基础，其中质疑了许多作为其基础的假设，如稳定的偏好、高低品位间的中立性、个人的自私性以及消费者选择的政治自主性。

　　我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认为它是对该学科的盲目观点的毁灭性批判。尽管新书中包含了许多修订内容，我在阅读修订版时还是觉得它有点过于支持许多传统经济思想，这也是衡量我自己的思想转变程度的一个标准。

　　现在让我聚焦在一个对于拜登政府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产业政策。这也是政府为全力促进经济增长而对特定经济部门的支持。《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中重复了30年前对产业政策的许多常规的反对意见。政府官僚并不擅长挑选未来的技术；他们没有切身利益在其中，也因此面临扭曲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可能利用其权力来满足政治目标而非经济目标。该书指出了许多现实世界中产业政策的失败，如卡特政府对合成燃料的支持或奥巴马政府对索林卓(Solyndra)公司的补贴贷款。

　　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以经济学家们并不认同的方式，成功地运用过产业政策。东亚的快速发展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利用不同形式的产业政策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世界银行199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东亚奇迹》中试图伪称亚洲的成功是由于他们遵循了正统的新古典主义配方，如稳定货币和财政纪律。碰巧为这一年的报告买单的日本人对这些结论不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利用了各种非正统的方式，如定向信贷来加速技术发展。世行被迫修改了研究报告，但修改得非常勉强，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主动承认产业政策可以用来发挥良好的作用。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从关于“发展型国家”的大量文献中得出的下述结论，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产业政策对一个追随早期大国所开辟的道路的后发国家来说效果最好；当它到达技术前沿时，政府确实变得不太能预测市场的未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产业政策作为政策工具在日本和韩国日渐式微的原因。此外，正如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所表明的那样，成功的产业政策取决于某些政治条件，即一个能够充分避免公开的政治压力的高能官僚机构，这就是彼得·埃文（Peter Evan）所说的 "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

　　但不仅东亚国家的政府成功地处理了这一问题：美国也曾推行了一项产业政策很多年，只是没有被贴上产业政策标签。它被称为国防部，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进行尖端技术投资。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基础技术，包括计算机、雷达、半导体、集成电路以及最有名的互联网，都是从政府资助的军事项目开始的。当国防部开始在像F-35这样的项目上花大钱时，政治化就开始了，制造业被分散到尽可能多的国会区。但事实证明，当技术是新的，而且赌注没有那么高时，政府能够像风险资本家一样行事。与亚洲的快速开发商一样，诀窍在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由技术官僚管理的，并设法避免受试图掌控其预算和议程的政治家的影响。

　　拜登政府正在两个领域推行产业政策，在我看来这两个领域都十分合理。第一项涉及2月份一项行政命令所要求的对高科技供应链的审查，该命令将着眼于半导体、药品、稀土、大容量电池等的采购。这是由新型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半导体和医疗设备的短缺引起的。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此领域仍然严重依赖中国，仅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就占了全球供应量的50%。像英特尔这样的老牌美国公司很早就将其制造业务外包给国外，直到意识到这造成的战略漏洞，才于今年被迫做出改变。中国大陆已经宣布，它打算在未来几年内重新整合台湾产业，如果真的实现的话，它将主导全球的供应。

　　从汽车到游戏机的供应链所面临的威胁，是高科技竞争这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目前，中国公司华为是5G电信设备的主导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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