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培训机构被罚 全民减负的时代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最轻松！

　　最近一位很久不见的老同学联系我，向我了解了深圳的教育培训市场。他之前一直在北京做教育培训行业，虽然做的时间并不久，但是公司发展很快，去年受疫情影响业绩有所下滑，不过他们很快做出调整，用线上课程的模式渡过了危机。

　　他跟我说本想今年大干一场，结果迎来的却是国家一次次的严厉整顿。5月份，北京15天18家教育培训机构被罚款近750万，头部机构几乎被罚个遍，跟谁学、学而思、新东方在线、高思四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都受到处罚，教育版块的股票也是绿油油一片。

　　朋友的公司虽然不算大，但是也接到了处罚通知，处罚的理由是价格违法行为。他开玩笑说：“我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想来深圳投奔我……”

　　我想他不至于混不下去，但是公司每天几十号人要养活，政策又没有向好趋势，他最近肯定不好过。

　　我一边玩笑一边安慰，也在想我热爱的教育行业究竟怎么了？为了所谓的教育公平就要对教育机构痛下杀手吗？作为一个在教育行业工作了近10年的从业者，我深刻的感受到了来自决策领域“求变”的决心。但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培训行业从业者里，也有很多需要用自己并不算多的收入养家糊口的人。

　　当然大白今天不是要给朋友伸冤，只是想带大家看看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为了教育公平都做了什么，一起来讨论：一路追杀培训机构，到底能不能实现教育公平？

　　美国的自由和挣扎

　　在美国，幼儿园到高中12年级一共13年免费义务教育，但是是否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却是个人自由，如果你愿意去公立学校，国家会培养你，如果你不想去，也没人管。所以大家了解到的美国的私立教育非常好，那是因为美国私立教育的阶层相对比较好。

　　除了私立教育，美国也不强制孩子去学校，据大白了解，马斯克在家就搞了一个学校，亲自找了老师教自己的孩子，优质的教育资源不断向顶层集中，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你以为美国不清楚这件事吗？他们当然知道！

　　为了提升教育公平化美国政府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小布什的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以及奥巴马大力推广Common Core和标准化测试。

　　2011年，美国联邦政府投资1.34亿美元用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私人补习课程。政策实施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家境好的学生不再选择校内补习，而是跑到校外去上课，但是学校这边为了给孩子提分，延长了上课时间，甚至连午餐和休息时间都被占用，低收入家庭孩子们的社会学习课时减少了3成以上，这项吃力不讨好的法案在一地鸡毛之中收场，它也并没有在教育两极化的大潮中掀起什么波澜。

　　美国的教育现状是：一个不去辅导班补课、不花大价钱去学习才艺参加社会活动去丰富自己履历的孩子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

　　我一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朋友调侃道：“美国的底层（穷人）才搞快乐教育，中产搞素质教育，顶层搞的是应试教育”。西方的教育是一个分层机制，它的大众教育只提供基本、有限的教育，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从市场上另行购买教育，买不起的人则自然而然地被淘汰了。

　　韩国人均培训费创世界第一

　　看了大洋彼岸已经放弃治疗了美国，再来看看离中国比较近和中国非常相似的韩国。

　　上个世纪70年代，韩国全力发展经济，经济的腾飞带来的是对人才的渴求，只要毕业于名牌大学，就意味着高薪水、好工作，于是出现了全民重视教育的盛况。孩子们也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堪重负，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把孩子送进培训机构。

　　2010年的时候，韩国就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在课外补习，并且这个比例每年都在不断上涨。据2019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在韩国上补习班的学生比率高达74.8%，小学生就高达83.5%，而初中为71.4%，高中为61%。去年3月疫情期间，全球有8.5亿学生处于停课状态，而韩国的补习班却已经开课，韩国教育才是真的卷。

　　这期间很多人要求教育公平和教育减负，于是韩国政府规定校内的在职教师不准做家教，更不准在培训机构兼职；然后创造性的发明了以摇号为主的方法上高中。

　　但是不管中学教育怎么改革，名牌大学招生只看分数，所以韩国的家长们依旧选择送孩子去培训机构。于是韩国催生了“别墅补习”，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不公平。而穷人的一切努力，终究被资本撞的稀碎。

　　据悉韩国学生用于补习班的人均费用创下全世界第一。在韩国最著名的大峙洞地区有一个“补习班一条街”。仅仅这一条街每年就有20万亿韩元的收入（1200亿元人民币）。你能取缔所有的补习班，你能取缔网络课堂吗？你能取缔网络课堂，你能取缔网上那种私密的课堂吗？只要是你有一颗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强的心，补课班必然会昌盛。

　　日本培训机构的兴与衰

　　日本的培训机构经历过几次兴衰，20世纪60年代，战后第一批婴儿潮一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团块世代）在1960年前后参加初高中升学考试，考生人数一路增加导致升学竞争加剧。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开始了中小学生课程的第3次改革，简单来说，就是教改把教材变难了，竞争加剧催生了第一次补习班大潮。

　　从“二战”结束到 1977年，是日本快乐教育的几年，富裕了的日本开始声讨填鸭式教育导致考试竞争激烈，学生压力大。1977年开始，日本正式实行“宽松教育”，教学内容得到“严格筛选”，涵盖知识点减少了 20%~30%，课时数也相应减少。

　　77年到87年是宽松教育的时候，大学录取率并没有增加。原来每天学10个小时，东大录取率20%，现在学校里教的东西少了，上课时间少了，东大录取率还是20%。大家都跑去补课。

　　1970-2000 年入学人数突破 50万，又碰上70年代初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儿的高考时期，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高考适龄人口，“宽松教育”和升学压力的矛盾突出，导致补习机构快速发展。

　　2003年日本在PISA测试中成绩出现大幅下滑，国内学生学习能力也不大理想，社会对“宽松教育”的质疑加深。

　　2006 年，日本政府意识到宽松教育带来的学校教育“缺失”问题和教育不公平现象，开始实施“脱宽松教育”政策，对学生的学习内容有所增加

　　有调查显示，从2004年到2017年，日本校外补习产业的学费收入总额从2,837亿日元增加到4,090亿日元；补习学生人数从945万人增加到1,311万人；从业教师从6.0万人增加到近9.8万人。

　　总之，虽然这十四年间学龄人口在降低，家庭平均教育支出金额也在下降，但是校外补习行业的规模却在持续扩大。

　　对日本培训行业非常了解的一位朋友跟我说：“只要18岁以下人口不出现滑坡，学校教学内容不出现大幅难度提升，大学不出现大规模扩招，大学不大规模提高录取率，那么补习产业不会消亡，只会转到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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