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

问：您说到了人，似乎有些抽象但却又是活生生的人。在《汉书》讲义中，您实际上讲了几种人，从皇帝（汉武帝与王莽）、官僚（循吏、酷吏与能吏），到游侠儒生与编户齐民。您强调自己试图把晚年的汉武帝看作一个落寞的老人，在丰功伟业的盛宴 之后，如何去反省自己。显然，您在试图揭示作为皇帝的汉武帝的“人性”。您在分析酷吏、循吏以及游侠儒生时，也同样着意于分析其人格的缺陷或魅力。

更为重要的是，您在《汉书》之外，花了一章的篇幅，去讲汉代普通的百姓，那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您综合使用传世与出土文献的材料，努力复原他们的家庭、生计、身份、负担及其相互间、与官府间的关系。您利用居延的材料，说到居住在昭武乡万岁里的孙时一家；孙时，槖佗延寿燧的燧长，20多岁；妻子孙第卿，21岁，身份是大女；女儿叫王女，3岁；妹妹叫耳，9岁。王女和耳的肤色都比较黑。一个西北边地军人家庭的形象就显现在我们眼前。结合您其他著作中的论述，我猜想，您在试图把人（当然包括有身份的人）当作历史叙述的主体，去想象并构建“人为主体”的历史叙述和历史阐释。您可以谈谈在这方面的思考吗？

答：我们这一代人，至少中间的一部分，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逐步走出“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叙述、阐释与分析框架。当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开始进入学术领域、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时，基本上是以王朝国家或民族国家作为历史主体的，自然而然地，大多采取了断代史的模式。

就我自己来说，大约在2001年前后，开始对这种研究理路产生了疑问。最初的疑问来自田野的经验。那时我在做地理考察，虽然关注的重心是地理因素，但不可避免的，会与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国家，无论是王朝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生活来说，很可能是一种“外部力量”。在很多时候，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民众与国家的疏离或对抗。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的历史。我开始想：我学习与研究（还以之为职业）的历史究竟是谁的历史？谁需要这样的历史呢？一句话：我在做什么？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开始关注以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郑振满、陈春声等先生为代表的华南学者的研究以及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我才大致弄明白华南研究的基本理路。我理解华南研究的目标，不在于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官府）与社会（地方或地域社会、民间）的二元或多元体系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及其文化表达，而更在于破除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去探寻历史过程的人，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如何与他人交往，因此形成不同的社会；在形成社会的过程中，历史过程中的各种人，如何把国家机制及其文化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并利用它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服务。

刘志伟老师说：如果我们的历史认知是从人出发的，那么，国家、官府与社会、民间，都不过是由人的行为在人的交往过程中形构出来的组织化、制度化单元，这些制度化的组织，当然影响并规定着人的行为和交往方式，但在根本上来说都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物和工具。而如果历史的主体是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对自由地由人的行为去建构起一个“人”的历史学。

受到这些启发，我逐步认识到：所谓“中国历史”，应当是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是千百年来生活于其间的“人” 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摸索并建立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造并不断“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历史，更不仅是王朝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历史，也不仅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人的历史，中国人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学，就应当是叙述、分析、阐释这样的历史过程的学问。

沿着这些思路，结合自己的研究，我慢慢地去思考, 把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以人的行为与思想为核心线索去叙述、分析、解释历史过程的可能性，以及实施路径。我摸索的重心，是怎样把这些理念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去。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找到这些人？历史过程中的人，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怎样落实它呢？我们知道，进入历史学家视野或者说在历史文献中得到记载的“人”，绝大部分是从国家（王朝国家或民族国家）的立场予以界定并描述的，所以，我们必然要从其“国家身份” 入手。

我们分析汉高祖、武帝的“人”的一面，当然要先看他们皇帝的一面。剥掉其皇帝的外衣，才能看到他们的躯体；透过其威权的势场，才能洞察其心理、情感与思想。但即便剥掉他的皇袍与光环，他也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他的“人性”被“皇帝性”所覆盖了。我会说：皇帝不是人。虽然有些极端，但意思是明白的。同样的，官僚和准官僚也不是人，因为其行事与思想的根本原则，是官场规则或政治理性，而不是人性。《汉书》讲义中的编户齐民，也主要或首先是“民”，而不是“人”。我们现在要从这些“人”的国家身份——皇帝、官僚、侠客、儒士以及 编户齐民——入手，将他们“还原”为“人”。

当我看到汉武帝发愁（虽然是为怎样做皇帝发愁）、后悔、怕死，我相信（没有充足证据地相信）他这个时候是人，不全是皇帝。同样，那位告别妻子、挟剑而去的侠客也是人，唠唠叨叨地让百姓种菜养鸡的龚遂也是人（不全是渤海太守了）。至于肤色较黑的王女、耳和孙时、第卿，就更是人了。

更具体地说，在研究过程中，我试图首先弄清楚历史过程中的一些人或人群，他们的国家身份是如何获取的，具有怎样的意义，然后去窥视其在国家身份的背后作为“人”的真实状况。而最好的办法，显然是看他们在获得特定的国家身份之前的“自然人”（一个不合适的表达，但我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的状态。

在《释“蛮”》（刊《文史》2008 年第 3 期）、《“越”与“百越”：历史叙述中的中国南方“古族”》（刊《东吴历史学报》第 32 期）《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刊《历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楚秦汉之际的“楚人”》（刊《早期中国史研究》第 8 卷第 1 期）等论文中，我一直尝试用不同路径，去观察那些未进入或尚未被全部纳入国家控制体系中的各种人及人群，看他们的本初或自然状态。至于我所看到的和描述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本初或自然状态，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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