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在中国古代的意义(2)

由此，我们注意到城内零售店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内的官吏、士绅及其他诸色人等，而城外零售店铺则面向乡村，批发商业则主要面向远距离贸易。这种服务对象的不同揭示了城内商业与城外商业的不同功用：前者是城市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主要是乡村生活与区域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

由此，我们触及到中国古代城市的功能区划及其成因。在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研究中，大多研究者均强调城市功能区的分划乃是一种自然过程，是因应于城市功能需求、人口增长、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斯波义信就指出：“在城市的空间划分方面，自然而然地表明了功能的分化，必然会形成中心区和边缘区、富民区与贫民区、住宅区与工商区等这种有机的功能分化。”

这种城市生态论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一些重要方面，但是，当我们试图以此作为分析工具，考察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地方城市的空间结构时，却往往遭遇到诸多困难：在大多数城市中，这种功能区划并不明显，甚或根本不存在。章生道注意到古代城市内部“商业与市场很分散”的情形，并没有类似西方城市那样的中心商业区；在一般是城市地理中心的衙署区，很可能有倚山临池，空旷寥落；而在城市地理边缘的城门口、渡口码头，则可能车马交错、店铺密集、热闹非凡；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划往往既不遵守土地利用的“经济理性”，也不符合适应与生存的“生态理性”。总之，立基于西方城市发展经验的城市功能分区及其自然形成过程的解释，并不能较好地适用于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与解释方面。

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强调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分划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不仅是政治制度）安排而产生的，是权力（不仅是政治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并非“自然的”或“必然的”结果。换言之，城市内部的区划，主要是王朝国家利用权力对城市空间进行“切割”、“划分”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从外部对城市功能作出的强制分划，而不是城市据其自身发展需求而“自然发展或演化的结果”。在国家权力“切割”而成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墙发挥了一种标识性工具的作用。正如李孝聪所指出的那样：“用不同的‘墙’进行隔离，用追求等级观念的思想来规划城市，以实现不同功能的需求，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大特点。宫墙、坊墙、垣墙、城墙分别承担着各自的功能，成为中国古代城市中最明显的标志和印象。”

本文摘选自

本书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思考“空间”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空间结构，可称为“空间维度下的历史分析”。全书分为“区域多样性”“核心与边缘”“城市与村庄”三大部分，分别讨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内地的边缘”，“权力与城市空间”，“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域差异”等主题。作者以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互动为视角，阐述幅员广阔、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历史地缘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以及此种地缘结构对地区开发进程、经济格局之演变、文化区域的分合乃至国家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分析区域差异及多样性与中国历史总体发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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