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了”的韩国，却有着最高程度的内卷…

韩国突然“崛起”了。

7月2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这也是1964年以来第一次发生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地位变更。

韩国外交部随后表示，这一变更“名副其实”。2020年，在受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韩国依旧以1.55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位列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但几乎没有韩国人沉浸在这份“发达了”的喜悦中。

在今年3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2020》中，韩国排名62，在37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35位，仅次于希腊和土耳其。

而对于90年代后出生的韩国人而言，他们自打出生就被迫卷入无尽的考试竞争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儿童福利报告显示，韩国儿童的心理健康在38个国家中排名第34位。《韩国日报》也曾指出，在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有“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这里的补习机构高达1057家，每年创下的经济值高达20万亿韩元（约1126亿人民币）。

正在读硕士的朴有美表示，重视学历的韩国人是一定要去读大学的，“我们从小到大面临的就是无数的自习与补习，每一天都过得很累。上大学以后也是数不尽的课程考试、公务员考试。”

可当他们辛苦读完大学进入社会，迎接他们的往往是过劳、低薪与诸多社会不公。韩国发展研究所（KDI）调查发现，在经合组织中，韩国人的工作时间仍然远超其他国家，老年贫困率更是高达43.4%位列第一。

这一系列的结果是，年轻的韩国人已经内化了这样的社会逻辑，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扭曲的道德敏感性—— 即使成为了发达国家，普通人也早已与快乐无缘。

文 | 李卷 蕴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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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难，薪资低

2020年3月，24岁的张洪硕从日本福冈返回韩国首尔的家中。他刚结束自己在日本一年的working holiday（打工度假），打算在首尔找一份正式工作。

只是，这段求职经历远比他想象中更艰难：不少企业因新冠疫情而停止招聘，政府甚至限制了聚集与出行。直到7月，张洪硕才在蚕室一家无印良品店找到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

“在日本的海外工作经验真是帮了大忙，我有一点语言优势。”张洪硕表示，还好他在本科毕业以后选择了working holiday，不然自己真的可能一直找不到工作。

张洪硕所面临的是韩国年轻人的普遍困境。

截至2019年，韩国25至34岁的年轻人口中有69.8%拥有高等教育水平，是经合组织中高等教育毕业生比例最高的国家。然而，作为这个国家里学历最高的一代人，他们所面临的，是疫情下的经济萧条。

2020年9月15日，韩国首尔，通勤者戴口罩乘地铁。受疫情影响，“就业难”“社交受限”给韩国年轻人带来了巨大压力，使他们精神健康亮起红灯。相关统计显示，2020年上半年，韩国二三十岁年龄层中接受抑郁症诊疗人群不断增加。图片：CFP

据《日经亚洲》报道，今年1月，韩国失业率达到了21年来的最高值5.4%，比去年同期减少了98.2万个工作岗位，是1999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酒店、食品服务和零售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为了缓解就业和经营困难，文在寅政府已经进行了三轮金额超过2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但依旧没能缓解年轻人的困境。 截止今年五月，15-29岁的韩国人中几乎每4人就有1人失业，这个比例远远超出其他年龄段13.5%的失业率。

2020年9月11日，韩国首尔，失业者在劳工局等待和工作人员咨询领取失业救济金。图片：CFP

可即使找到了工作，年轻人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繁重的工作与微薄的薪水是他们生活窘迫的主要来源。

作为门店工作人员，张洪硕每天要工作8小时（其中只有1小时可以坐下休息），每一天，他都要码货、收银、接待客人。蚕室的客流量很大，而店里却因为疫情长期人手不足，“在商场工作虽然可以准时下班，但每个人工作量都很大，我每天下班都腰酸背痛的，但时薪只有9000韩元（约50.68元人民币），只比韩国的最低时薪（8720韩元）高出一点点。”他说。

根据韩联社消息，韩国最低工资委员会已经在7月12日决定将2022年的最低时薪上调至9160韩元（约51.59元人民币），可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改变低薪的唯一出路是找兼职。

即将从仁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应届毕业生郑尚玄正是其中一员。

相比较于张洪硕，郑尚玄在找工作上幸运了很多。经过教授介绍，他成功地获得了一份在仁川大学的行政职位，在学校的志愿服务系统里负责宣传服务、中文广播和翻译工作。

郑尚玄表示，这份工作主要在夜间，且相当繁忙。他一般会从晚上八点忙到凌晨两点，每周工作2-4天，算下来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100万（约5630元人民币）。

由于工资太少，郑尚玄又在网上找到了一份酒店服务生的白班工作，一周五天，主要负责接待客人、收款等。于是，郑尚玄的生活完全被工作占据：白天八九点去酒店上班，晚上则回到学校继续工作到两点。

“我周围可能有一半的人都在做兼职，两份工作是真的很累，但我有两份社保，学校的工作还能帮我解决住宿，只有这样我才能省下一些钱。”他说。

在京畿道一政府部门担任文职的甜甜也印证了郑尚玄的说法，因为工资不够用，甜甜在工作之余也做起了家教的兼职。

在她看来，韩国的贫富差距太大，除了富二代，普通人家的孩子往往是“开局不利”： “一般的孩子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不过往往是休息时间不够，钱也不够，最后也很难进入大企业。”

2021年1月13日，韩国首尔，就业中心的招聘信息栏。图片：CFP

2

买不起房，结不了婚

正如甜甜所言，要是缺少父母的帮扶，年轻人不光赚不到钱， 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房。

韩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文在寅上台以来，首尔的房价已经上涨了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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