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写出《城记》的王军，如今在故宫内研究北京城建的密码

王军：读书人一息尚存，足矣

本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2.3.21总第1036期《中国新闻周刊》

“有时候很感慨，我这辈子真的就做了一件事，有时候不禁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我就是这么一个命。”临近黄昏的故宫，游人正陆续散去，宁静中，王军对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总结。

这是他到故宫博物院任职研究员的第六年，此前他做了24年记者。三十年时间，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身份，却因为共同的主题“北京城”，构成了一条连贯始终的人生路径。

王军大学毕业分配进新华社北京分社的那一年，是1991年。那也是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起点，作为建设在古都基底之上的首都，北京雄心勃勃地开启了对旧城的大规模拆迁改造。跑城建口的王军，就这样闯入了一个烟尘四起的时代工地中，从回眸五六十年代新首都建设的《城记》，到反思当代中国造城运动的《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他努力记录着所有正在发生的变化，也思考和寻找着一座城市该有的理想样貌。眼见一间间老房子倒下、一片片旧胡同消失，他常常会陷入痛苦与愤怒中，最烦闷的时候，他总要去故宫看看，以“苍天在上，故宫还在”安慰疏解心中郁结。

2016年，王军调入了故宫博物院。向时任院长单霁翔报到那天，他明确提出自己的研究计划，他想钻研紫禁城的时空格局，进而解读北京城的价值。如今这个计划完成了第一步，刚刚出版的《尧风舜雨》，以对元大都建筑布局和阴阳法式的探究，揭开了古老空间富含的规划思想。接下来他还将沿着历史的脉络，继续去解开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建密码，题目他已经想好了，就叫《紫禁城里的中国》。

“冥冥之中我觉得是老天爷交给我这个任务。”王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7年，王军在四川理塘长青春科尔寺调查。图/受访者提供）

与生俱来的困惑

王军的童年成长于贵州矿区，四周被连绵不绝的大山环绕着。小时候，他经常牵着家里的小狗爬山玩，总在想山的另一边是不是有大草原、是不是有天安门。等到初中时终于爬到了山顶，才发现山的那边还是山。时过境迁的今天，他喜欢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洒脱来描述那种孤身立于群山之中的状态，可当初涌上心头的却只有无尽的孤独，那时的他只有一个念头——到北京读书。梦想最终照进了这个少年的现实，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7级的一名新生。

“那会儿对北京一无所知，北京老城是什么也不知道，到故宫逛，三大殿匾上的‘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不知道啥意思。”回想起与北京初识的样子，王军用“野蛮”二字来形容自己。在他看来，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困惑。“这套知识体系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还记得小时候住在工棚里，一睁眼就看到天花板上糊的报纸，那些大黑体的字看不懂。读书之后终于看懂了，把我吓死了，一串‘打’。所以我这代人实际上内心是很凄凉的，因为我们一睁眼看到的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打来打去的世界。年轻的时候读书，我们自己的文化被掏空了。”

文化启蒙上的先天不足，在日后持续地伴随着王军。1990年，北京作出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危旧房改造的决定，此后十年完成了共计436万平方米的拆迁工作；2000年，一份五年改造300万平方米的计划再次发布，北京迎来了城市更新的又一波高潮。这是王军进入新闻行业以来始终专注的工作内容，同时也在他心底内化成了自觉。“我面对的是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北京城会不会从地球上被抹掉。我有义务把它记录下来，同时也特别想阻止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每及深入阐述旧城价值与保护意义时，他总会囿于知识结构的不足。“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北京城的价值在哪里？”

似乎确如命中注定，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这时给了王军一个机会。因为采访相识，王军与单霁翔多年来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2012年，单霁翔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便提出把王军调到故宫搞研究的想法。不过王军没有马上答应，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我那会儿最担心的事，就是大家都买商品房，房价一下高起来了，有两个多亿的人没有房子住。怎么给他们解决住房的问题，我希望能够为国家提供建议。”

2015年，王军推出了《历史的峡口》，以宏观视角重新梳理自晚清到民国以至当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经验，提出了“重建地权，再造契约”的核心思考，希望借此可以推动更高层面对税制和土地制度的改革。而随着这本书的出版，王军三年前所说的心愿也终于了却，于是他回复单霁翔，自己可以去故宫报到了。

此后经年，王军一头扎进了古代营造制度及文化谱系的研究里。他谨遵故宫老院长张忠培的嘱咐，通读先秦两汉文献和涉及宫廷制度的考古报告，还自己加码看完了二十四史中所有与天文律历相关的内容。这些下过的功夫最终都体现在了新书《尧风舜雨》中，他以经学的钥匙机巧地打开了蕴藏在元大都空间里的时间编码与道统追求，继而理解了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作出的“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之论断，也理解了张忠培关于古代中国“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观点。

王军觉得，当年写《城记》，他的心灵得到复苏，如今写《尧风舜雨》，他则找到了文化上的根。“这本书对我太重要了，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终于解决了与生俱来的困惑，终于觉得我真的是一个中国人。哪一天到天堂向陈寅恪先生报到，他说‘小家伙，你是一个中国人’，我就没有白活，就没有枉来这一世。”

尊奉太史之道

如今在《城记》的豆瓣页面上，依然可以见到这样的读者评论：“《城记》是那种读一会儿就胸闷鼻塞、不可能一气读完、但又万万放不下的书。”尽管王军一直称《尧风舜雨》也是用记者笔法写作的一本书，但就满篇的引文与注释来看，或许并不能算作适宜大众读者的选择。这有点像王军本人近些年给外界的感觉，因为《城记》而知道他的读者，已经很多年没怎么听到过他的消息了，他似乎完全告别了面向公共秉义直言的曾经，安坐宫墙内，埋首故纸堆。

不过，王军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我没有放弃任何东西，我在为我以前所有的东西加持。”“中国古代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业祖，我的业祖是太史。太史就是新闻记者，君举必书，（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和人事，知识体系是通的。所以我不认为我是转型，我干的都是一件事，尊奉太史之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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