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斯曼世界来到19世纪现代性的前夕，人们如何参与一个激进的变革年代？
涉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之初，我天真地以为，这一时期极少被研究。我错了：实际上这是奥斯曼历史中被研究得最多的时期之一。
自19世纪初以来，奥斯曼和欧洲的历史学家及外交学者就已经写出专著、报告和文章，论述奥斯曼帝国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经历的危机。在19世纪末的政治现代化努力和立宪运动中，决策者、法学家和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这个动荡的早期，从制度、事件和个人的丰富剧目中寻找现代化的根源。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研究巴尔干、土耳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围绕着他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民族话语，追寻他们的民族运动的起源、早期现代化者和开国元勋。一些历史学家将奥斯曼在这一时期的经验视为旧时代危机和现代开端的典型代表。所谓的东方问题学者则把这一时期作为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逐步解体的前奏来研究。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献已堆积成山，既有使用奥斯曼土地上所有语言的，也有许多使用的是欧洲语言。
这一时期虽然是奥斯曼帝国被研究得最多的时期之一，但对它的整体理解也是最缺乏的。尽管关于这一时期有大量文献、众多档案资料以及学术作品，但我经常发现对重要主题的研究——诸如巴尔干、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区域发展，外省显要的崛起，奥斯曼制度的转型，军事和财政改革，以及外交和战争的背景等——是被分开处理的。我意识到，将这些问题割裂开来思考，会使我们无法看到奥斯曼秩序的复杂性、其制度的全貌，以及帝国内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在本书中，我试图将奥斯曼的制度转型、区域形态和全球语境作为一种综合现象来解释。
斯坦福·肖1971年出版的《新旧之间：塞利姆三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1789—1807）》无疑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时期最全面的著作，至今仍形塑着许多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即视其为新旧之争。2006年肖教授去世前夕，我在安卡拉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虽然我们没有机会聊到他的书，但作为一个过于自信的研究生，我的语气让他察觉到我想重新评价他的作品。他一点也不恼火，反而抱怨说，自从他的书问世以来，没有一个学者试图在一个更大的图式中重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我把这句话当作真诚的鼓励。
在本书中，我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进入奥斯曼帝国的这个过渡时代。首先，我认为它的居民们有多种选项，有些是旧的，但大多数是新的。他们往往把新旧结合起来。这个危机时代在议题、规划、联盟、冲突和解决方案上有着丰富可能。其中很多半途而废了，对热衷于为我们时代的制度和经验寻根的学者来说，它们自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其次，我认为参与奥斯曼转型的行动者具有多样性，个体、家庭和集体行动者都有其议题、打算和改变现状的能力。这并不是新与旧、国家与人民、精英与群众、中心与边缘、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各自作为铁板一块的集团之间的斗争。相反，在混乱的政治景观中，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之间出现了许多斗争和联盟。因此，我并不是要向读者讲述参与一场特定斗争的诸党派，而是要检视政治行动的模式、联盟的成立与瓦解、确立和失去权力的形式、舆论的表达，以及秩序如何维护、协议如何达成。
本书绝不是一项要去探讨这个时代奥斯曼的每个问题、地区和事件的全面研究。我的兴趣主要在于分析制度、话语和政治文化的转型，并将重要的个人、集体行动者和事件置于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转型中。自从完成本书，我更加坚信，我们需要对奥斯曼世界如何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19世纪进行更多的讨论和研究。
今天，对于思考、关心中东和巴尔干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些地区的人们尝试了各种解决方案，展开了一系列的制度重建，调动了巨大的想象力来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最终，正如任何一个变革年代，会有赢家和输家，有延续和断裂，有些选项被采纳，有些选项被放弃。在将这些问题放在奥斯曼的语境和革命年代的更大框架中综合考虑时，本书首要之务在于发起一场新的讨论：当奥斯曼世界来到19世纪现代性的前夕，人们如何参与一个激进的变革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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