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理论的儒学，如何看待“非我族类”？

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孟子“述仲尼之意”。但是，约公元前320年，当孟子写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作时，他所做的并不仅仅是概括孔子的思想。他从《论语》中的箴言出发，形成了儒家传统中第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从他的思想中，我们能够辨认出儒家“正统”的开端。在汉代正典的后续演变中，它有着极大的影响。就本书的主题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为一套融贯的儒家政治和人性理论打下了基础。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善只是作为胚芽（“端”）存在于人心之中（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我谈到了孟子举的一个例子，即目睹一个孩子处于困境时作为“自然反应”的怜悯心）。这些胚芽必须经过培养才能变成美德。因此，善是天生的，但其结果并非先天给予的。孟子对他的胚芽理论做了如下阐述：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

孟子继续说道，当一个人充分发展了这四种胚芽，他便可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则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正如在孔子那里，美德和善不是现成的，而必须去达成。孟子坚称，不能把义看作外在的善：“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让它在心中生长成熟，而不要去强迫它。强迫美德就像揠苗助长。不必说，受到这样的对待，禾苗无法存活。最后，“四心”或“四端”根植于人性，而人性是由“天命”安排的宇宙自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善不仅在日常行为中不可或缺，也是文明统治的源泉。孟子强调，任何有德之人都不会为了赢得最高统治权而去杀害一个无辜的人。跟孔子一样，孟子也把美德置于等级之上。他认为世上有三种东西能被公认为高贵：等级（爵）、年龄（齿）、美德（德）。“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孟子认为，美德最终甚至比生命本身还可贵，因为如果有人会不计代价地保全性命，那他就会乐于牺牲美德和荣誉。但即使是穷人也有荣誉和羞耻感。侮辱性的施舍就连乞丐也不会接受。当孔子问，虽然人人平等，但为什么有些人就比其他人更伟大，孟子答道，每个人都有善思善行的能力，但其潜力发展程度不一。他补充道，每个人都渴望尊贵。但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蛰伏在他们内心的潜力。

比起孔子，孟子对人性概念的理论化要更加明晰。跟孔子一样，孟子认为人性是某种在面对逆境时才会实现的东西，但他也强调美德和智慧“被给定”的经验主义方面。此外，他重申，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任何人都拥有作为人的基本特质。因此，孟子的人性概念比孔子的更具有自觉的普世意识。

但是对于孟子哲学中的“蛮夷”形象，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孟子关于其他非中国国家的言论，比孔子谈到“蛮夷”的那一段，要更为有趣和细致。比如下面这一段，比它看上去更复杂：

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 其揆一也。

这种状况是怎么形成的呢？

传统上，舜被后世尊为上古“五帝”中的最后一位。孟子称其“东夷之人”是想表明舜来自东部边境。在远古时代，那里尚未成为中原“古中国”的一部分。孟子还在别处讲到，舜出身卑微：“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但他粗糙的皮囊里住着一颗良善的心：“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看来，除了拥有良善之心外没有多少优点的“蛮夷”百姓也能生发出大量美德。另一位“蛮夷”周文王的例子则更有趣。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楷模之一，是古代周朝的奠基者和精神向导，因此也是“圣人”。孟子把一个蛮夷的祖先视为中国伟大的文化英雄，这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也许他是受到了几部早期历史文本中出现的“明智的蛮夷”这一形象的影响。

即使如此，孟子也对外国人发表了一些贬低性的言论。他描述了周公是如何“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在别处还提到南蛮的“鴃舌”。更系统性地将中原和国外地区的税率进行了一番比较。他把过度的税收与暴政联系起来，又认为轻税是原始状态的表现。他解释道，北夷“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也很少雇用工匠，这就是低税率在此地适用的原因。最后，孟子对外国人最为绝对且最具概括性的说法，毫不掩饰地体现了他的华夏中心论：“吾闻用夏变夷者 , 未闻变于夷者也。”因此，文化交流似乎只是一条单向道。

孟子将他的人性观作为对其他观点的驳斥，后者的要论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后半句显然呼应了“野蛮他者”的本质主义观念。孟子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含蓄地表明，“蛮夷”并没有不同的本性。这与他的一贯主张相符合，即“蛮夷”也能够习得中国的风俗。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能对孟子理论进行扩展的最大限度了。因此我同意卜爱莲（Irene Bloom）的说法——孟子的人性概念既是生物学上的，也是道德上的，秉持着真正的普世主义。但这仍是一种相对微弱的普世主义， 因为它几乎没有涉及非中国文化。

荀子是汉代以前中国第三位伟大的儒学思想家。与孔孟不同，荀子从未获得过公认的正典地位，尽管他在世时享有很高的声誉。约公元前310年，荀子出生于北方的赵国，后来在好几个诸侯国学习和工作过。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思想事业恰好与战国末期相合。当西部黩武的秦国征服其他诸侯国，于公元前221年实现大一统时，荀子已是九十岁高龄。他只担任过一些次要的行政职位，但他在一生中所看到的政治阴暗面已足够多。尽管有着坚定的儒家信念，秦国专制统治的成功仍使他心生动摇。要实现和平和秩序，美德似乎远远不够。最后，他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思考他在学生时代接受的、被孟子的观念深深浸染的儒家哲学的根基。在荀子对儒家思想的重估中，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其一，一个国家应该实行高压统治，还是由美德和文明来统治？其二，文化究竟是自然地源自“天”的宇宙秩序，还是人有意识地创造和革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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