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总监制黄建新：如何制作中国影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电影
发于2021.10.4总第1015期《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长津湖》的总监制，黄建新很在乎观众的观感。几场点映之后，他都会问问身边看过的人：“你觉得电影里的战争场面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太残酷？”
《长津湖》由三位导演联手执导，而黄建新算得上幕后的操盘手。他是导演出身，数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他制作的电影风格经历了巨大改变。从前卫、讽喻的“先锋三部曲”，到描写普通人面对社会环境时微妙状态的“城市三部曲”，再到商业主旋律电影的金牌监制，黄建新所涉及的电影题材和拍摄手法，早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一变再变。他拍摄过至今仍令影迷称道的《黑炮事件》，也拍摄过更广为人知的《建国大业》。对于这种转变，他有自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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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制作电影里穿针引线的人
最近这一年，黄建新的主要工作就是做《长津湖》的总监制。这部被总制片人于冬称为“中国电影史上投资规模、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部电影，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战场东线长津湖战役的过程。黄建新希望通过逼真的大制作效果，直接还原战争的残酷。
在他看来，2021年由他导演的另一部主旋律影片《1921》是寻求诗意化表达的电影，依靠着强烈的情感驱动来吸引观众。而《长津湖》是从一个普通士兵，一群普通人的视角切入，通过宏大的背景和历史性的表达以及普通人与历史人物的相遇，将整个战争场景呈现出来。
黄建新。
《长津湖》的剧本在2019年已经写好，这一年年底已经在辽宁丹东建组，但因为疫情原因不得不撤回，拖到2020年10月才重启拍摄。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执导。
这种“联合拍摄”并非每人负责一个小故事或者某一个视角，而是由陈凯歌负责整体基调的把握，徐克负责高潮戏，林超贤负责打戏和动作戏，在这一基础上，把所有的故事连缀起来成了黄建新本人最大的责任。他的方法，是通过剧本文学创作的方式将三个人负责的情节串联起来。有一场戏，是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在全连战士面前写检讨，剧本就通过让黄轩饰演的毛岸英在此时到连队传递信息的方式，将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争中的命运和角色，与历史人物产生交集，从而融入整个的大历史讲述之中，也串联起了单独的故事和此后的动作场面。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情感呼应引发观众的共情，比如，胡军饰演的“雷公”在战争中的命运就与他的身世、他和同伴的关系前后串联在了一起，也体现在他前后的台词之中。
近几年来，黄建新最在意的，也是他最想推动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规模。某种程度上说，《长津湖》算是让他得以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想法。《长津湖》幕后工作人员高达1.2万人，光司机就有900多人，最多的时候需要考虑100多辆车的停放问题和7000多人的吃饭问题。拍摄过程中使用的技术公司有八十多家，包括美国、英国、印度、韩国的诸多公司。光一个“釜山登陆”的镜头制作时间就长达10个多月，几乎贯穿电影拍摄时间的始终。最终呈现的电影效果让黄建新觉得满意。
也怀念“小”一点的电影
黄建新曾分析，他所属的“第五代”导演和以往整个电影史里的导演都不同，他们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反而没有受到制约，拥有了自由生长的思想。而他早期的经历也恰好说明了这一切。
1977年开始，23岁的黄建新刚刚从军队复员，到西北大学新闻进修班学习，此前他在西安卫生教育宣传馆干了一年的摄影师。进修结束后恰逢“文革”结束，黄建新如愿考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简称“西影厂”），从编辑组的外稿编译工作做起，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剧本。此时导演艾水看中了会写文章又会拍摄的黄建新，将他调去摄影组做场记。
黄建新在《长津湖》拍摄现场。
“西影厂”是20世纪80年代电影导演的摇篮，1983年，导演吴天明担任厂长后，开始大量厂内提拔新人导演，同时也邀请属于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为“西影厂”拍摄电影。从学徒、场记、副导演一步步做起的黄建新也在这个颇受瞩目的“新人”之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建新根据张贤亮的小说，拍出了反映知识分子处境、颇具讽喻性的《黑炮事件》，斩获多项电影大奖，也初步奠定了他在“第五代”导演中的风格和定位。而同一时期，“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等一大批中国电影也在国际上获得了荣誉。
第一次的成功让黄建新拿出了一个更加大胆、超前的想法——拍摄一部关于机器人和人类异化的科幻电影《错位》，但由于太过前卫，电影上映后口碑并不太好。1990年前后，黄建新到澳大利亚短暂讲学和交流，回国后，他发现“一切向钱看”成了社会思潮，曾经在文化上颇有优越感的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因为缺少金钱思维面临尴尬的处境，想要通过电影研究这样的社会现实，他将邓刚的小说《左邻右舍》改编成《站直啰，别趴下》，此后执导了同样表现文化人窘境的《背靠背，脸对脸》和通过驾校空间反映城市生活的《红灯停、绿灯行》，同样受到舆论和观众的喜爱，形成了经典的“城市三部曲”。
如今说起这些，黄建新偶尔还是会怀念过去那些“小”一点的、反映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生活的电影。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网友在微博给他留言，提出对《背靠背，脸对脸》的喜爱，仿佛这不是一部30年前的老电影。“这样的电影抓住了核心和本质，也许艺术形式没有这么新，但是它们有灵魂。”黄建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商业化时代的历史选择
但自由生长的时间没有持续多久，20世纪90年代中期，观众和学界猛然发现，在上一个十年里大放异彩的中国电影开始整体面临思想性缺失、现实指涉不足的严重问题，并且普遍出现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当中。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的一篇名为《试论华语电影的思想性危机》的学术论文中提到，在那一时期，何平的《炮打双灯》，黄建新的《五魁》，陈凯歌的《风月》，都遭受过类似的批评。
在思想性遭遇危机的同时，商业化时代和外国大片的冲击也来了。1995年，以《真实的谎言》为代表的十部外国进口大片以分账的形式进入中国上映，引发观看热潮，重创了中国本土的电影产业。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黄建新对这种冲击印象深刻，他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段时间电影院票房惨淡，很多电影院只能改成录像厅和茶座，KTV、电视剧等新的娱乐形式的流行也让电影行业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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