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会干这个？你让我怎么放弃”，90后电影人生态调查

在今年FIRST电影节上，青年导演张中臣站在领奖台上说，“如果不能用电影做表达，我会选择去死”，台下一陈欢呼。其实这符合很多时候外界对于电影行业从业者的想象，觉得他们充满着热爱、激情，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洒脱。

但是，这并不是电影行业和电影人的全部，比如说2012年，还在北京大学读泰语专业的大一学生王玉超，被《人在囧途之泰囧》的12.7亿票房所震惊，“当时只觉得做电影好挣钱”。她没想到在9年后，会提笔写下自己电影剧本的第一行字。

自《泰囧》以后的几年，电影行业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来了各路资本，年轻人们也来到这里为爱发电、追逐梦想。

也是在那个浪潮之下，2015年，23岁的杨若芊从河南大学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为了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她又前往上海大学继续攻读电影学硕士。

每年都有很多像王玉超、杨若芊一样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地投身到这个行业里。

但这几年的电影行业，经历了资本泡沫、疫情重创，整体从业者的生存焦虑都在变得更重，即使是追梦的人也需要时常停下来充电，很少能再看见“不自由，毋宁死”那样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本职是导演的贝吉塔在家喝着Whisky熬夜写剧本、编剧王玉超暂时离开了北京、做影视宣传的郑小小经历了从降薪到失业全流程......

娱乐资本论（yulezibenlun）和包括制片、导演、编剧、宣传在内的8位年轻电影人聊了聊，发现他们其实和大多数打工人一样，在不断工作、开会、休假、重新投入工作、设立阶段性目标等。不过，影视行业作为有着足够可能性的行业，同时也给了不少人坚持下去的勇气。

疫情之后，作为电影人，也作为打工人，他们要如何在其中书写自己的故事线、以及如何共同为这个行业的未来探索一条道路，都是这次采访试图探讨的问题。

以及，当他们发现自己职业不仅和自身追求有关，更和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息息相关时，小娱也想试图探讨另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足够的财富，他们要怎么留下来？又会怎么思考自己的位置？

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等于一条更顺畅的前路吗？

27岁的贝吉塔毕业于重庆大学导演系，曾经在电影《半边天》以及待上映的两部院线电影里做执行导演。

“高考那年，我其实是陪朋友一起报名考试，结果他没考上我考上了。”贝吉塔就此进入了这个“家人并没有很支持，但自己却挺喜欢”的行业。

他的第一份剧组经验是在大三，当时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在贝吉塔的老家河南拍摄，他误打误撞进去做了两个月的场记。刚去的时候制片主任告诉他，实习生没钱拿，愿意的话先试一星期，能坚持就留下。没工资领对于贵在收获学习经验的贝吉塔来说没那么重要，所以贝吉塔刚开始很兴奋，“后来待了一星期就有点想回学校了，工作确实比较枯燥，接触不到创作”。但这两个月学习到的正规剧组流程，却实实在在地为他建立了一定的认知。“后来拍作业或者拍别的短片都会尽量用这套流程，把它制度化”。贝吉塔说。

也是因为这份经历，他和导演刘雨霖结下了缘分。那是贝吉塔无意间积累下的第一份社会资源，后来贝吉塔跟的比较大的电影项目几乎都和导演刘雨霖有关。这样的开头不自觉地让他跻身于行业里的潜力股。

贝吉塔在片场

比贝吉塔大两岁的杨若芊，也是科班出身，本科是戏文专业，硕士是电影学，正儿八经的专业对口、进入行业似乎水到渠成。但杨若芊大学就读的环境并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她，因此她直到来上海读研二那年，才有了正式开始跟项目的经历。

最初，她跟着当时还是影评人的藤井树做新媒体、观影团，没有涉及到电影项目。“后来研二快结束的时候进了项目《荞麦疯长》”，当时还没到筹备期，杨若芊也不知道后来自己会承担一个制片的角色。“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没有经验，只能不懂就问，然后一点点总结”，后来这反而让她清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杨若芊在片场

不想做文字类工作、也不想离创作太远，于是《荞麦疯长》项目期基本结束后杨若芊来到了北京，成为了爱奇艺影业的执行制片。“当初考研的时候在上海和北京里选了上海，没想到最后还是来了北京”，杨若芊调侃。

她和贝吉塔相似，都是属于科班出身、入行时接触到了相对优越的资源，然后在今天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

在电影行业，资源和机会都很多，但能不能成，或能不能与你有关，一定程度上是靠运气。

王玉超是8位受访者中唯一因为念大学来到北京的人。此前的人生中她是外界的“学霸人设”，因此她没有参加高考，而是从家乡南京直接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泰语专业。

“北大的高材生来做电影了？”这是她常常会听到的“调侃”。王玉超并不享受这些时刻，但在另一些时刻，她又不可避免的享受着名牌大学的资源。

“北大的氛围比较自由，每年都会办戏剧大赛”，于是大二那年她加入了学校的剧社，通过剧社的师兄间接认识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副教授杜庆春，开启了她电影道路的第一步。当然，这也是北京高校之间良好的互联沟通给王玉超带来的好处，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北京大学”这个活招牌。

杜庆春教授当时在大地文化做项目开发，需要一个没有经验的实习生，王玉超很顺利的去了那里。“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去那儿之前，我每年进电影院的频率甚至不超过10次”，她也挺忐忑，“杜老师开会我就跟着开会，他说啥我就记啥，到后来才慢慢开始往策划进阶”。

王玉超在FIRST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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