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轻人就业的思考和建议：在线创业，供给创造需求

李迅雷

近年来，年轻人的就业难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020年疫情后该问题进一步凸显。为何我国一方面面临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新增就业形势良好，调查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又挥之不去？本文对年轻人的就业难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化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提出建议。

毕业大学生首次突破千万：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错位

随着我国各地疫情的好转，7月份各项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城镇调查失业率从4月份的6.1%高位，回落至5.4%。但为何今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比往年显得更大呢？

主要原因是今年大学毕业生“供给”过大，今年高校毕业生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历史上首次突破千万人大关。大学生毕业生的“供给”创了历史新高，但上半年GDP增速却显著低于2021年，在新增就业机会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不过，预计8月份以后随着大学生毕业季的过去，之前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会降低择业预期，“高不成低不就”现象会有所改观，职业匹配度也将有所提高，故下半年年轻人就业压力将逐步减小。

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确实存在大学生的择业需求和职业供给的不匹配问题。例如，不少毕业生希望选择“旱涝保收”或“金饭碗”的岗位，自2009年起，国考报名人数已连续14年超百万人，2022年共有约212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报录比达到了68∶1，不少岗位都是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此外，金融行业也是大学毕业生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内卷非常厉害。

我在金融行业的管理岗位上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历，面试过非常多的应届毕业生，强烈感受到近些年来金融行业应聘者们彼此竞争越来越激烈，用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来形容并不过分。但发现近年来简历的雷同性越来越高：大部分应聘者都擅长演讲（有演讲比赛获奖纪录）、擅长长跑（表明有吃苦耐劳精神），而且多为学生会副主席以上（说明具备管理和组织能力），具有各类专业证书如CPA、CFA(大部分过2级）、英语、计算机等，同时又在多家头部金融机构实习，等等。

大部分应聘者在读期间已经把很大部分精力放在为找工作做准备上，不仅影响学业，而且由于同质化竞争激烈、过度内卷，反而不能体现出自身的特长和个性，还不如按照自身的兴趣爱好来择业，或能让自己职业生涯的道路越走越宽。

在西方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长期存在“受教育者失业”现象，这是因为接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薪资等要求也随之提高，但社会招聘需求未必与之相匹配。而我国这些年来各大学扩招现象较为普遍，根据教育部的数据，去年中国18岁学生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明显高于6年前的40%。在美国，这一比例多年来一直稳定在40%左右。

我国大学过去为了扩大规模而持续扩招，也使得社会用工方面供过于求，2021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起薪仅为5833元，已经显著低于蓝领工人的平均月薪6667元，因此，至少在平均薪资方面，白领的优越感实际上正在消失。职业教育作为工业制造的上游，在德国等高收入国家受重视程度和社会地位都较高，而在我国的职业教育则远远落后于普通高等教育。

据人社部、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中国制造10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因此，我国年轻人在专业发展方向上只要更面向人才短缺的行业，更注重技能培训，则就业难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从今年开始，我国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将大规模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且持续时间将超过10年以上，这意味着我国今后十年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下降，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缺口较大，这将给年轻人的择业带来巨大的机会和挑战。

疫情反复影响服务业就业：但催生灵活就业的比例上升

从前7个月的数据看，我国接触性服务业的销售收入下滑依然比较明显。如1-7月份，我国餐饮业的收入同比下降6.8%，商品房的销售额下降28.8%。此外，旅游酒店、航空业等，都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行业，这是导致服务业就业压力增大的原因。而且，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多以年轻人为主。

在这种背景下，灵活就业的模式就被越来越多地采纳。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灵活用工能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但主要并不在于薪酬，而是五险一金等福利及各类税费；另一方面，灵活用工使企业更能应对疫情突发和季节性变化的需求。对于从业者而言，尽管缺乏五险一金等保障，但总比失业状态要好，而且有些灵活就业者本身就有一份正式工作，灵活就业可以增加收入来源。

与海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灵活就业起步较晚，2014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出台后才正式开始发展。不过，目前灵活就业发展或已步入快车道，首先，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催生大量的灵活就业；其次，与美国和日本类似，产业转移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带动零工市场扩大并进入快速发展期；最后，从海外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经济下行往往会促进灵活就业方式的应用，疫情的冲击或将推动灵活用工在雇佣模式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

过去10年来，我国灵活就业占比稳步增长。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中的个体就业人员，对应着灵活就业中自雇型和自主就业的部分群体。我国城镇个体就业人员规模从2001年的2000万人左右稳步扩大至2019年的1.2亿人，占城镇总就业人员的比例也从8.8%升至25.8%。整体来看，城镇个体就业增速持续高于整体就业的增速，尤其是2014年后，个体就业人数的增速中枢稳定在11%，而城镇总就业人员的增速平均仅不到3%。

个体就业人数增速远快于整体就业人口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据市场调查统计，灵活就业者中约超过八成为40岁以下的中青年，而50岁以上的灵活就业人员仅占5%左右。这与灵活就业岗位的特质有关，同时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更大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多数为高中以上学历，反映出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之下，灵活用工岗位的信息化程度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的素质整体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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