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亏本金吗:王方洪：儒商的追求 文化的良心 爱心创业基金会(转载)
如果时光倒流10年，王方洪都选择还是和当初一样，而我们的预测也会很容易得出答案。
十年前，王方洪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最敏感的关节点，他在内心痛苦的挣扎选择生存还是理想。十年后，当艺术文化的追求慢慢变成理想后，现实却让他难过得无话可说。
时值艺术创作鼎盛的90年代，年过而立之年的王方洪还在重庆忍受着艺术投资带来的风险。但即便是这样，一位艺术投资商的潜质已经显现。此前，他曾靠房地产投资挣来的千万财富一夜之间全部蒸发。
年过不惑的他依然重整家门，投入到滚滚艺术商海沉浮，抱着对艺术的忠贞和追求。这一下，10年去了。多年来，王方洪摸爬滚打，一直害怕被时代的潮流吞噬，带着拼劲，他一股脑的往前大步走去。实际上，王方洪的创业路正好的说明了，他就是90年代南下打拼的农民工，他的起点由艺术梦想起，终点也停在了艺术的画面上，这条路他走了20多年，卸下满身的包袱。他实现了有农民到房地产商到农民再到商人的巨大转变，也许这就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贫穷的农庄
王方洪1966年出生在重庆渝北区古路乡古路村。时值社会动荡，贫穷成了这一社会的典型标签，但接连不断的动荡让幼小的王方洪充满焦虑，“恨不得时间能过得快一些。”
“我童年的记忆就是穷，吃不饱饭。13岁还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个画家。”
17岁初中毕业后，高考落榜，吃不上饭的年代，让他突生进城打算。临走时，母亲塞给他5元钱。“第一次出远门，从老家到观音桥，花了两元五角钱车费，我特别心疼。”
初到江北，为谋出路，王方洪卖起了报纸，这是任何进城的人对于这段历史的最后印象。“一份报纸批发价五到八分不等，零售价一角到二角五。”第一天，王方洪挣得了人生第一桶金：三元钱。
“卖报也算是文化人把，我当时就那么想，离梦想就近一些。”
每天凌晨3点钟，王方洪起床到报纸批发市场拿到当天的报纸，就赶到人流量大的地方叫卖。聪明的他还将最吸引人注意的标题记在心里，借此扩大销量。
“两公斤黄豆磨成豆浆，在加二两石膏，就能点出豆花。”一天，卖报的王方洪听到旁人议论“点豆花”的秘方。对此深感新奇的他立马就想到了要卖豆花。
“7天了，每次点的豆花根本就不是豆花，全是一些汤汤水水。”
“是不是天气原因哟，你那个石膏是不是放少了？”在好心人的提醒之下，他的豆花成功“上市”。此后，在重庆繁华的街头，总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挑着两桶“王豆花”走街串巷的叫卖。
“豆花虽然点出来了，就是累，整天挑着叫卖。”
一年后，他结婚，与妻子闯荡到了贵阳，重操就业卖过豆花、豆腐脑、鸡蛋卷、白糕、肉饼艰难度日，几年下来也才存下几千元钱。
速炼的房地产商
1992年，王方洪揣着几千元钱奔赴海南。那里，他的堂哥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这样的场景，我们分外熟悉，一群渴望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奔赴南方，形成了90年代初最轰轰烈烈的打工潮。火车上，王方洪被一条新闻吸引：海南当地农民与房产商签“代建协议”，双方建房，房顶归农民使用，楼下的房屋转手出租。
根据新闻的说法，他跟堂哥在海口市郊区租下五亩地，然后建了几栋三层楼房。“除了一万元的月租金，一个月还净赚5万元。”
一年下来，兄弟俩积攒了2000万财富。接着两人又承租了20多亩地，计划着6000万的楼盘。两人从朋友处融资了1400万，“争取向亿万富翁冲刺。”
“赚的钱多了，就有能力实现梦想了。当时的想法也就是想用钱来帮助农民提升文化涵养，没文化真的很可怕。”
巨大的市场吸引了无数热衷于投资的商人，“不少房地产企业在银行门口扎堆‘倒钱’投资。”银行面临着巨大的财富亏空。不久，房价下跌旋风刮遍海南。
1993年6月，国家经济运行出现了高投资、高货币投放、高物价、高进口以及金融秩序混乱、生产资料市场秩序混乱的“四高两乱”现象，尤其在金融领域出现了“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的“三乱”现象。
一场全国空前盛大的经济秩序整顿开始了。中央政府专门召开省长会议部署宏观调控任务，并先后数次派遣调查组分赴各地进行调研、并做深入分析。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6月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针对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和加强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也就在此时，两人刚买的马自达轿车还没坐几天，开发长地产项目的资金就出了问题。“工地迅速停下来，追债找上门。”
“满目苍夷呀，到处都是停工的楼盘建筑，餐馆关门，美容院停业，一片‘荒凉’。”
“凡是没有离开海南的都洗白了。”王方洪也没能幸免。这就是《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开垮了砖厂的真实写照。
王方洪在焦虑、挣扎，痛苦、盼望中度过了这一年。到这个关键点，没有了希望，巨大的落差很容易让人想到死。
他空手而归，又变身成了一个农民。“钱挣得太快，还没来得及享受，就像水一样蒸发了。”
“我本来就一贫如洗，就是一个农村娃，现在的落魄也只能说明我从商人又掉回了农民。”王方洪骨子里并没有服输。他收拾好行李回到了贵阳，他的“点豆花”工具还在贵阳，他要再操旧业，重新来过。
“我失败的原因就是缺文化。只有赚钱了，才能有时间来补修这门课，不过2000万突然蒸发这课上得真够生动的。”
富裕的精神
1996年冬，一对父子走在夜色渐深的街头，从天而降的雨水顺着街头两遍的楼檐滴下来，街上行人稀少，往来只有少数赶场回家的人。
“爸爸，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呀。”
男子习惯性的摸了摸贴身的衣兜，“完了，完了，?????幺儿，遭了，没得钱了。”
说完，慌忙中他再次摸遍了全身所有的衣兜都没有发现一张人民币。
“寒冬腊月的，去哪里吃饭呢？”男子像泄气的皮球无力的穿过菜市场。
不远处，一张十元大钞躺在菜市场边的的过道里，眼尖的儿子立马叫出了声。
这一幕发生在15年前贵阳的街头。因为那10元钱，父子俩高高兴兴的买了肉和菜回家。这对父子就是王方洪。
那个冬天很冷，窘困的现实一点点拨动着王方洪敏感的神经，当生存已经变得迫在眉睫的时候，王方洪意识到，要尽快的改变现状。这样的困扰是摆在与王方洪有着同样理想的中国人中间必须要跨越的一条鸿沟。
1996年底，几经辗转，王方洪回到了重庆黔江，投身于养蛙事业。
“中国农民为什么至今还有很多生活在底层，就是文化的原因，让他们一辈子在土地上隐苦干。”
曾经睡在田坎上的养蛙人，今天坐进了小车里。却没有勇气面对黔江照顾他的村民，“现在没有能力实现当初对他们的承诺，惭愧得不好意思再回黔江了。
2001年，机缘巧合，王方洪与侄子在创业，筹集到近三万元钱，开始卖画框。“第一个月有五万元的营业额，除掉成本还有两万赚。”此后王方洪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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