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税600万背后：揭秘网红交税“潜规则”
“听说头部主播正在被严查。”
日前“郑州追征一网红600多万税款”的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一位与带货主播合作过的商家向开菠萝财经透露了这一消息。
据《郑州晚报》报道，日前，郑州市金水区税务局运用大数据实现信息系统自动提取数据，加大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征管力度，追征一名网红的662.44万元税款收入国库。662.44万元中，含补交税款634.66万元，含滞纳金27.78万元。目前，这名纳税人分15笔结清了税款。
在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加大对网红、明星等查税力度后，这是网红公开补税的首个案例。网红一词天然吸睛，加之巨额的税款，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普通人好奇，这位被追征600多万元税的网红是谁？网红能挣这么多钱，这个群体是怎么交税的？有哪些惯用的避税和逃税方式？
而对于主播群体，一个郑州网红被查税了，其他人闻风而动，他们讨论着，“郑州查税事件”是网红补税的个例，还是网络主播“补税风暴”的前奏，会对网红主播群体产生何影响？
开菠萝财经通过与多位业内人士交流，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网红是怎么交税的？
“光补税就交了600多万，这是赚了多少钱！”“我一辈子都赚不到662万元，而这只是一个网红的税款。”
“郑州追征一网红600多万税款”的热搜话题下，网友最好奇的就是当网红能赚多少钱的问题，纷纷根据税额计算起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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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网红主播按收入类型分，有靠带货赚取坑位费和佣金收入的带货主播，有拿打赏收入的秀场主播，还有赚软性广告植入的内容型主播。但不管是靠什么方式赚钱的主播，如果按照个人工资薪金、劳动报酬所得缴税，收入超过96万元以后的部分，将适用45%最高边际税率。
再结合《郑州日报》报道中提到的，“在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平台对汇缴欠税数据的例行监测中，该局税政二股在系统内查询到，文化路税务分局有一笔2020年汇算清缴的大额欠税有疑团。”不难判断，这名网红主播662万的税款，对应的至少是千万以上的个人年收入。
多位业内人士判断，这大概率是某个平台相对头部的主播。一位快消品牌负责人赵齐告诉开菠萝财经，并非如市场猜测的是“带货主播”，这位网红是秀场主播的可能性更高。
赵齐结合这位主播的收入体量和地区推测，“普通的带货主播赚不了这么多钱，高收入的带货主播，基本都集中在杭州、上海一带。这个网红在郑州，郑州确实没有这种量级的带货主播存在。如果是秀场主播，收入达到这个量级也就不稀奇了。”
应该对收入如此高的网红主播如何征税，也是网友们关注的话题。
如何缴纳税款，是由主播和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决定的。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李圣律师表示， 如果主播以个人独立的身份在平台工作，与平台之间是劳务关系，这个时候平台应该按照劳务报酬进行代扣代缴。如果主播签订了劳动协议，作为员工身份进行直播，则按照劳务报酬所得扣缴个税。
不过，高收入主播基本都会做税收筹划。
头部网红主播和明星同属于高收入群体，收入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很容易适用最高45%税率，也就是100块钱收入就意味着要交45块钱的税。李圣表示，高收入主播显然会避开雇佣关系下的缴税方式，与平台选择另一种合作关系——设立以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形式的工作室。
这种操作下，按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仅适用最高35%个税税率，足足少了10个百分点。再加上有些地方对于工作室采取的核定征收，按照毛收入给予一个很低的税率，实际税负会更低。但他强调，从税法来讲，是个人收入就按个人收入缴税，是公司收入就应该按照公司收入缴税，不能为逃避纳税义务，故意转换收入主体。
据财政学博士、河北金融学院讲师臧建文总结，高收入主播群体逃避税款的方式，以改变收入的性质居多，将雇佣所得转变为经营所得，把劳动合同变为劳务合作形式。因此，成立个人独资企业、结合地方政策在税收洼地园区设立公司合理避税，已经是主播这类高收入群体的常规操作。“某些产业园区、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需要，将个人所得税的地方分享的部分，部分或者全额返还给缴纳者的情况的确存在。”
各类网红如何避税、逃税？
在“郑州网红”事件发酵期间，网络上流传着一份“避税方案”，称该网红如果采用了“避税方案”，其交税比例可能更低，实际收入也相应更高。
的确，主播因为行业的特殊性，还有一些“潜规则”的避税甚至是逃税方式。我们从游戏主播、秀场主播、带货主播三个类型来分析。
赵齐曾深度参与过某游戏直播平台的运营。他透露，当时平台上的游戏主播至少有三种以上的方式逃税。
第一种方式是“阴阳合同”。表面上，平台与主播签订一份相对低薪的合同，但薪资的大头是以现金方式结算。
第二种方式，让主播自己找一家公司，平台与这家公司合作，以业务往来的名义输送利益。
第三种方式是让主播注册个体工商户（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或者家庭），平台以采购服务或其他项目的名义与主播结算，主播纳税税率低；或是，让主播自己找发票，平台以主播是员工的身份报销给主播。
“我们平台的游戏主播一个月收入几十万，平台在给主播发工资的时候，都是用这类操作帮主播避税。”赵齐回忆，在游戏直播处于风口的2016年，这种操作尤其常见。彼时，资本疯狂入局，游戏直播平台为了抢夺稀缺的游戏主播，不得不开大价钱抢人。
赵齐所在的平台，游戏主播一个月只有两三万块的打赏，这笔收入根本留不住人，平台基本都会给头部主播开几十万的月薪，“可这些主播都不愿意交税，认为这笔税不该他们出”。最后，主播和平台博弈的结果是，帮助他们用上述方式避税，“后来在游戏直播圈演变成不成文的规定”。
在秀场直播模式下，主播主要收入来自打赏，而打赏交易是走平台的，可避税的空间较小。
赵齐分析，一方面，秀场主播的稀缺性不如游戏主播，另一方面，秀场是更成熟的商业模式，平台通常不会给头部主播高薪资，一般是给流量方面的扶持。
凡事都有例外，同时他也提到，在秀场主播阵营里，当主播的议价能力足够强，也会走上游戏主播那条路，平台不主动帮忙，但可能会默许某些逃税行为。
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在主播圈子里，带货主播的避税空间最小。
“阴阳合同”、“现金结算”的方式，在带货主播身上并不适用。赵齐提到，移动支付可以追溯、双方是实名的，现金具有匿名性，这在实际操作中就涉及到信任的问题。
由于带货产业集中在杭州、上海，但绝大多数生产厂家并不在此，加之直播带货兴起时间不长，导致上游和下游之间没有足够的信任基础，因此没有办法进行现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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