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飘飘的北京，这部小说带你回味(2)
《侠隐》
张北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7
《受命》在写法上与张北海的《侠隐》不谋而合。《侠隐》明写民国奇事，实写北平风物。《受命》借传奇故事，复活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气质。《受命》对生活细节、寻常巷陌的描写事无巨细到了考据的地步，止庵为了尽可能不出错，收集了多张不同年代的北京地图作为对照。这种“生活全书”式的描写增添了小说的肌肉，使整部小说从一副精瘦的骨架，变得丰满鲜活。
多年以前，散文家萧乾曾经写过一部《北京城杂忆》，如今，止庵是用小说的形式写了他自己的《北京城杂忆》，这部小说真正的主角不是某个人物，而是贯穿整部小说，与人物的命运和呼吸相连的北京城和时间。
如果我们读到小说的第二部、第三部，读到仇人生病后，冰锋努力追赶时间的片段，我们就会发现冰锋最大的对手不是他的仇人，而是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冰锋在与瞬息万变的时间赛跑，而这是一场注定会输的战役。一代人的理想总是用失败命名，对冰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才是小说沉静的叙事背后莫大的悲凉。
北京。/unsplash
《受命》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主人公冰锋与叶生的际会。他们因诗歌小组结缘，但叶生是仇人的女儿。如果我们看这个设定，这其实是一个俗套、猎奇的手法，为了复仇接近仇人女儿，却与仇人女儿产生感情。很多偷懒的言情小说都这么写，止庵用这个设定，其实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会折损小说的质地。在小说第二部里，赋予小说家止庵最大的考验，就是怎么让这段俗套的关系，写得妥帖、自然，而止庵的办法，就是从日常入手，以尽可能克制的笔触，描写冰锋和叶生小心翼翼的对话。那些大胆的情欲、流动的喜欢，被压抑在一段段暧昧朦胧的对话中。那些闪烁其词的话语、无以名状的情绪，那些生活中一个个发生了什么，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刻，在《受命》中跃然纸上。
以至于，当我们沉浸在这个文本，其实已经不太关心具体的故事，而是被那种真实的情感、真切的人所打动，同时也被止庵苦功般地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的“压缩”所打动。
止庵的立意不仅仅是写一部复仇故事，或者一个1984年的北京爱情故事，他是用更迂回的方式，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进行了一次总的回顾。在一个大众唱衰启蒙的年代，止庵却立足于肯定启蒙对上世纪八十年代青年人的作用。冰锋和叶生，就是两个被启蒙的人，知识的启蒙、情感的启蒙，更是对追寻自我意志的思想上的启蒙，在这部小说里，男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让人舒服，就是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的关系，也不是男性对女性的简单凝视，而是两个互相尊重的人，对自我意志的捍卫与选择。
03
止庵写的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
以前觉得止庵是学者，读完《受命》后，确信他是一位极其了得的小说家。学者写小说，容易掉书袋，但《受命》是一部彰显知识却不让人厌烦的小说。止庵对知识的运用并没有盖过人物，相反，我觉得他笔下的人物细腻、柔情，又有侠隐式的意趣。小说中对男女心理的把握、对旧北京风物的熟识，宛如一部旧京风物志，令我猜测，故事、情节皆为外皮，重要的是留住那个时代的余温。
止庵写的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一个人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间，如何处理羁绊。复仇是引子，背后是绵延无尽的记忆深渊，那些过去，父辈的和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所留下的精神负债。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笔债，又该如何坦然地放下过去，面对未来。
我想止庵是怀抱着一种追忆的情绪来写这部小说的，不只是对青春时期的追忆，也是对一种日渐逝去的北京文化和精神的追忆。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年代，说一个人天真理想，也成了嘲弄的词汇。可是止庵用很诚恳的笔触来写这份天真，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诚恳，他老老实实地写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一个力求复活那个年代某些侧面的精神品质和物质生活的故事，所以这部小说虽然是虚构，却有非常真实的生活的触感，它流淌着一股真与诚的余味。
看完这部小说后，我去查了止庵为这部小说做的准备功课。在跟双雪涛的对谈中，他自述，小说的故事是1984年春天到1986年开头，为此他看了那三年北京的地方报纸、书籍，1982、1984、1986、1989年出的地图。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止庵说:
“当时的北京，它的外围就到现在的三环路，我们作为北京的市民，平常的行踪是在二环路里边，而且当时住在东城的人都不经常到西城去，西城人也不太到东城区。我在西城上班，但是住在东城。我在北京就是北到北新桥，南到崇文门，这一块地方是我们主要的活动范围。为了写小说，我也到原来那些地方去走一走，当然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可是它能勾起我的一些回忆。所以我可以进入到当年的情景之中，尤其是留意有些已经不存在的东西。”
这段话带给我一些思考，因为它揭示了当时北京的规模，其实远远不如今天，当时加入北京的人，也远远不如今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的社会文化没那么急，没那么赶，客观上是因为它还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计划经济时代刚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市场化竞争并没有被真正放开的时期。
所以，对这一时期单纯美化和贬低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一方面是一个万物更新、天真烂漫的年代，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对大部分人来说，物质条件贫穷，小地方的人们甚至还没有机会进入大城市自由竞争的年代。
那时候的识字率、受教育程度都不如今天，那时候的话语权还被一小部分人主导，互联网革命尚未开启，所以那时北京城的“不急”，背后是一种未来注定要被削弱的精英文化的支撑，那时的社会也不只是有理想的、进取的一面，还有混乱、贫穷、新旧参半，许多人都摸不着方向。如果将这本书与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对读，会有更加丰富的体会，后者写的是1986年的中国。
《二马》
老舍 著
译林出版社，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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