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数西算”背后藏着一场更大的投资机遇
“东数西算”近几天在网络上似乎很有存在感，但在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就是基建。
事实上，只要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今年能有亮点的或许只剩下基建了。
别无他法
官方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5.4%、13.7%、20.9%；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3、1.1、1.7个百分点。
三驾马车中，对外出口成为去年GDP增长的最主要亮点。要知道，2020年以前，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都维持在10%以下，有些年份甚至是负数，超20%的贡献率完全刷新了历史记录。
至于原因，中国采取了“清零式”的强力防控措施，在海外疫情失控、全球供应链中断的背景下拿到了大量订单。出口的高景气成为过去两年支撑国内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柱，也是维持A股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重要动能。
然而，这终究是非经常性事件催生的一场短暂欢愉，并不具备持续性。
距离疫情爆发已过去2年有余，尽管病毒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但仅就经济本身而言，各主要经济体基本都适应了在“疫情常态化”下的生产生活。
随着本地供应链的有序修复，国外对中国订单的依赖程度也在下降，多重数据都印证了这一点。
例如，去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占比一度上升到了17.5%左右，但在6月之后，这一数据实际上已降至14%，回归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再比如，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在去年下半年之后连续下滑，降到荣枯线50%以下。
综合所有信息来看，今年出口很难再有前两年那般威武雄壮，更重要的一点是，之前高增长所形成的高基数会反过来成为今年增长的阻力。
因此，靠出口拉动经济这条路在2022年很难行得通。
消费占GDP的权重最高，是最重要的基本盘，“内循环”政策的提出也是寄希望于靠释放内生性消费潜力来拉动经济，但数据呈现的事实表明，效果一般。
就以社零数据为例，同比不断下滑，到去年12月已降至1.7%，相较于疫情之前8%左右的增长水平大比例下调。
原因大家都懂，每个月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房贷抽走了一个家庭多数现金流，叠加疫情之后部分领域就业不稳定，对未来的恐惧和迷茫让人们不约而同的有了捂紧钱袋子的想法。更要命的一点是，这种预期想法本身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地负反馈陷阱。
通过发钱和消费券来刺激经济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形式，非常之时可以用，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看看当年的日本就知道了。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庞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是消费市场保持活力的源泉，中国也正在走这样一条路，但注定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调整的过程，涉及产业、政策、人口等方方面面，短时间内很难看到彻底改观。
综合分析下来，仅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出口和消费都很难指望得上，加大投资是必由之路。
投资有基建和房地产两条路可选，而房地产大概率也行不通了。
需求端，社会主体对房子继续上涨的预期已经有所动摇。根据亿翰智库的数据，今年1月，前三十强房企的合约销售金额和销售面积分别下滑了31%和28%；供给端，很多地产公司自身已深陷困境，拿地和开工面积都在快速下滑；政策端，今年地产政策虽然是边际放松的，但“房住不炒”的大基调依然没变，地产周期不会重启。
▲图片截取自国家统计局
所以，基建也许是没有选择地唯一选择。
时不我待
我们不仅要坚决的上基建，而且要快。
来自就业市场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虽然低于5.5%的政策容忍上限，但这一数据是建立在部分农民工已经退出城镇就业市场的基础上，与实际情况势必有一定的出入。
在所有群体中，青年人的就业是最重要的，2018-2019年，国内青年人群失业率平均值为11.4%，而到了2021年，这一数据已经上升到14.3%。
而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1076万人，相比2020年增长158万人，规模和新增人数都将创历史新高，增量劳动力的释放对就业市场又将形成新的冲击。
政策口吻的变化表明，高层显然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峻。
2021年11月24日的国常会提出，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要加强跨周期调节。
到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今年1月11日，国常会明确表示要抓紧发行今年已下达的专项债，撬动更多社会投资，力争在一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由此可见，通过基建投资来托底经济已经在上层得到认可。
事实上，复盘一下过去一百年的经济发展史就会知道，自“罗斯福新政”取得凯旋般的胜利之后，每当出现经济不景气甚至危机的时候，政府都会采取类似的方式来进行逆周期调节，特别是像中、美这种地理纵深空间极大的国家。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应对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中国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又砸下了“四万亿”。
除了这两次比较大的投资，过去十年其实中国还有几次逆周期调节，分别发生在2012年、2014年和2018年，先后用来对抗欧债危机、国际贸易市场萎靡、贸易战等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屡试不爽。
目前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而且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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