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李峰:中概股退市并非完全不可避免,跌跌不休多是避险行为(2)
审计底稿是美国监管机构的一贯做法，并非突然发难。根据PCAOB官网显示，从2007年开始，PCAOB已经和24个国家及地区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内容主要为两地审计机构共同监管合作的框架协议，以及有关保密数据的交换。通常来说，在PCAOB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需要配合PCAOB的审核，向监管机构提供其合作框架下的材料。虽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分部都有在PCAOB注册，但中国出于各种考虑，包括国家安全考虑，中国法律及监管机构规定，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不得直接向任何国外监管机构提供文件。
此次《外国公司问责法》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如果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未能遵守PCAOB的审计，这些公司将被禁止在美上市；第二，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他们与本国政府的关系。如果上市公司雇用了不受美国监管的会计公司，导致美国审查机构无法审计其财务报告，法规要求这家公司证明其不归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
如果从非政治角度考虑，第一点要求是相对合理的，旨在增加外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透明度。
第二点要求是不合理的，中国由于体制与美国有差异，有大量的国有企业，难以证明公司与政府的关系。这项披露很有可能损害这些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的权益，同时给予美方以攻击国内经济的可能性。
中美监管分歧源于IPO底层逻辑差异
避免问题政治化 可借助金融科技解决
《红周刊》：仅从法律法规的角度而言，中美政策的分歧由何而来？双方解决分歧、达成合作的前景如何？
李峰：从根源来看，是因为中美两地IPO发行的底层逻辑差异较大。中国IPO对上市主体监管范围更广更细，是一种“实质审核”的发行流程。而美国实行的是注册制，主要对发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合规性有较高要求，因此美国上市的公司的运营情况良莠不齐，差别非常大。
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有一些非常好的公司，但也可能有存在问题的公司，这些公司或许在中国不符合上市条件，但在美国能轻易上市。
而美国对存在瑕疵的公司监管是采用事后进行诉讼以及惩罚的做法，事后投资人如果有损失并且可以证明是受了上市公司的误导带来的损失的话，就可以获得赔偿。但这一机制要起作用，美国的监管层和司法系统需要能够对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进行监管和调查，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获取审计底稿。
目前最好的结果，是中美监管层能够尽快达成协议，消除美国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公司的质疑，这是短期最有效的解决方案。长期来看，中概公司应当提高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公允性，杜绝类似“东南融通”和“瑞幸咖啡”这种恶性财务欺诈事件的发生，提升资本市场信誉度。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迄今已向美国证券监管部门提供了多家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底稿，但并没有得到美方的积极反馈。改变目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可以考虑利用区块链技术保存和管理审计底稿，数据不向任何一方公开，借助隐私计算等技术进行“可用不可见”的操作，满足中概股上市监管要求。
在技术层面，考虑建立中概股数据区块链存管数据库，以金融科技手段解决审计工作底稿合规问题。也可以通过中立方审计或者审计底稿、敏感数据上传区块链等方式，避免财务问题政治化，从而更好地达成合作。
《红周刊》：有观点认为，中概股问题背后是中美之间“对资产定价权的争夺”。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李峰：并不认同。中概股的问题其实是两国在监管制度、资本市场运行模式等层面的差异，正如之前所说，是IPO底层逻辑问题。而且美国所提的审计底稿问题，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备忘录中曾经提及各国证券监管者的信息共享，这其中包括公开信息和非公开信息。
欧盟也有这方面的规定，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2004/109/EC号指令序言第29款就规定，日益增多的跨境活动要求国家级主管部门之间加强合作，包括为信息交换和预防措施制定一套全面的规定。
美国要求提供中概股的审计底稿，是比较合理的诉求。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完整地提供审计底稿，主要是考虑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手握大量敏感数据，类似滴滴出行，掌握了非常详细的地理数据和居民数据，美国有可能通过上市公司掌握这些高敏感数据，用于非审计用途。
外国风险资本助力科创公司
但有天然退出需求
《红周刊》：即便是在中美经贸关系趋于紧张的大背景下，2019至2021年三年间，赴美IPO的中国企业仍有100多家，超过过去十年的平均数。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有哪些“合理动机”？
李峰：赴美上市主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融资效率高，中国企业赴美能够更快地获得所需资本支持和较好的流动性。
其次，一些赴美上市企业，尚未达到在A股或者港股上市的门槛，而美国上市条件对于初创企业更友好。与此同时，美国股市上市采取注册制，速度更快。
同时，美国股市管理相对规范、透明、安全。美国股市历史悠久，在管理经验、融资水平、行业成熟度方面有很大优势，机构投资者发达，定价效率较高，有利于公司获得更公平的市场认可。
也可以说，去美国上市，是中国公司走向世界的最好宣传手段之一。此外，对于投资中国科创企业的VC和PE来说，赴美上市也是重要退出渠道。
《红周刊》：说到早期投资，许多中概股企业、尤其是科技互联网企业，从初创阶段就受到了外国风险资本的支持。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背后的利弊得失？
李峰：国内互联网行业发展初期急缺资金，但银行不愿放贷，因为看不懂它们的盈利方式。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而当年这些投资机构一般都以境外的为主（如阿里巴巴的投资方是日本软银）。这些外国风险资本给中国初创期的互联网或者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创业支持，让这些公司得以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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