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的问题，法律保障来了

“血汗工厂”（sweatshop）最早出现在1867年的美国。但是每一个搞工业的国家，都难免会留下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迹。

比如，中国最发达的手外科在哪里？

在21世纪初的珠三角。

追溯当代“世界工厂”的源起，那时的工人们付出的不只是青春、辛劳……还有很多灵巧的手，以及流在脸上、滴在心里的泪。

还有，中国近3亿农民工，迄今能够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不到40%。40%既是历史的印迹，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只有了解市场的“原始”，才能明白如今最广大的打工人，渴求的东西很简单：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被拖欠工资，能够自由流动……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从过去的严重倾斜一点一点走向平衡。

要让最普通的劳动者们，成为繁荣的参与者和分享者，而非局外人。

该对“共同富裕”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01

没人能跨越社会进程必经的阶段。

市场力量总是倾向于成本更低、用工更廉价，工人工资和工作环境螺旋下降；而为了保护工人权利、收入和安全，政府或类似工会的组织又会对市场进行监管，期望幸福指数能线性上升。

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总结说，市场力量与寻求社会保护的力量之间碰撞拉扯，不断做着“双向运动”。

世界工厂正是在“双向运动”的博弈中，不断区分赢家和输家，曲折前进的。

过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外循环为主、扩张制造业出口创汇时，每天吞吐的中国制造背后，是无数工厂和流水线，是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无声的付出。

他们刚从农村出来，还懵懂着就被推上流水线，他们不清楚里面的风险，也搞不懂法律和社保体系，常常为了表面上能多挣一个铜板而自愿付出了一切。

长期以来，工厂和农民工是不可能签劳动合同的，这意味在工伤赔偿、社会保障、工资讨薪等劳动纠纷里，工人群体极为弱势。

冲突最紧张的时候，以至于“为农民工讨薪”几乎成为每年春节前总理、媒体的规定动作。

到2020年，中国农民工依然有2.85亿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他们的月均收入也终于来到4072元。

农民工规模及增速 图源：国家统计局

常有报道夸张建筑工人月收入上万，大学四年苦读不如搬砖云云，但对工资是按年发放，经常被拖欠、老板跑路、资金断裂等问题鲜有提及。

2016年的统计局调查显示，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上升到35.1%。而在一些地方的2020年统计里，劳动合同签订率还远不足30%的水平。

去年火上了热搜的孙玲，从湖南农村出生，到深圳电池厂当工人，最后自学成为美国谷歌程序员，拿到高薪收入，站上TED讲台。这是一条传奇的“人生逆袭”的模板。

孙玲的TED演讲

2.8亿的孙玲的工友们，只拥有和她一样的前半生。他们后半生的命运和国家的故事，也继续写在那一双双手上。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服务业和城市商业迅速壮大起来，写字楼数量和商业街活力成为中国城市发达程度的标杆。

这些繁荣是农民工在泥灰包浆中一砖一瓦建起来的，但他们仍是繁华的局外人。

一个全新壮大起来的劳动群体，是白领。或者，用最近火出了圈的话来说——新生代农民工。

比起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远离了狰狞伤口、矽肺病的侵扰，他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格子间里，同电脑一起996、007。

对他们来说，新的职业病更加慢性、隐形。从最极端情况的猝死，到高血压、心脏病、颈椎病等疾病，再到脱发、失眠、过劳肥等焦虑。

新一代也更善于发声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公司制度的斗争、中国劳动保护加速完善的进程里曲折向前。

图源：FT中文网

然而，从2014年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就业形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以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为代表的，一种灵活就业、零工经济为主的劳动群体形成了。

由此带来的雇佣关系的微妙变化，对劳动保护也提出了新的创新挑战。

02

2020年全国快递件数突破了800亿件，平均每秒钟就有2500件新快递发货；网购用户规模达到了7.82亿，占网民整体的80%；全国每天会产生约5000万笔外卖订单，日均交易规模超过23亿元……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扩张，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如今，全国仅外卖员就超770万人，网约车司机超351万人，只这两个群体就破了千万。

从农民工、纺织女工、建筑工人，到现在数千万的依托于平台的打工人。

一个共识是，平台经济野蛮发展的时代过去了，如今是规范化、体制化的过程。行业将在政策监管、公司转型和劳动者的权衡中，做出“双向运动”。

7月16日，经国务院同意，人社部等8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出现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表述，意味着我国增加了第三种劳动形态。

这个文件将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分为三种：

第一种，劳动关系，企业和劳动者应签订劳动合同；

第二种，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第三种，民事关系，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按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

事实上，从2014年互联网+、共享经济等平台经济勃发开始，对平台上的从业者劳动权益的讨论就已经进入高层的议事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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