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的内卷各种思想提炼和升华的好时代(2)

所谓皇帝和宰相，自然是指历届皇帝及其任命的宰相。但这个工程既不是一部学术专著所能完成，也不是长篇小说能看上的领域，只能截取分段，用一叶知秋的手法来呈现。因为南宋是内向化的始发站及终点站，所以本书在集中描述区域选了一个半宰相：一个是赵鼎，半个是秦桧。当然，在前后过渡和说明里还挂一漏万地捎带着其他相关的宰相：赵普、王安石、司马光、李纲、张浚、朱胜非、吕颐浩、韩侂胄和史弥远等。

北宋的同僚送给王安石的外号叫“拗相公”，他实行的变法是实政，在世界视野被称为改革家，而在两宋对他的定论则更像是法家。宋代格律诗形式已经完善，律诗里有一种奇崛的技法称为“拗救”——先做一个不合格式的出律，然后再用一个不合格式的对句与之呼应，最终达到符合格式的结果。这种玩票的手法被他用到了变法上，倒霉的是他遇到了各种不巧，这些不巧让他的改革和身后名声彻底扫地。后世的宋高宗在批评本朝政务时说了一句极为露骨的话“只有小人才喜欢变法。”这无疑直指王安石。

王宰相这个活案例被现身说法地应用到了当时，做为反面教材加以批倒批臭，提起了全社会通识般的警惕。而历史地看，王安石是新儒家的先驱，他的变法被证明是儒家在政策实践道路上的失败。从此，发展的儒家始终对这类实践退避三舍。王牺牲掉了，那nextone为什么是赵鼎呢?

这是出于能做儒家或知识分子榜样的考量。能让这些人服气的，既要学术精深能做知识分子领袖，又要有宰相同等职级，在皇帝面前说了就大概齐算数的——这两条看似简单的标准几乎框死了南宋中早期的所有准国家领导人：令人瞩目的岳飞根本不算士大夫，而张浚则主持军政屡战屡败，更别说其他人——满足这个标准的只有赵鼎。人才之难得在于条件，当遴选遵循一个逻辑递推时你会发现，能看到的几乎都是不符合条件的。

赵鼎是儒家特别是道德保守主义的重要倡导者，他反对变法并提携了许多他认为优秀的儒家学者，一个有代表性的旁证是，宋学早期的哲学家程颐程颢的学术理论在朝堂上被称为“程赵之学”，当然这个“赵”就是指的赵鼎——时任宰相。道德保守主义的特征是死守原则的教条主义，但赵鼎的执政并非毫不通融，只是变通有限，虽然他和一般儒家学者一样精于批评而拙于策略，轮廓画像类似李白《嘲鲁儒》中所讽刺的“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但这也比王安石的干净彻底改良了太多，算是儒家晋级的2.0版。

南宋朝廷在赵鼎死后，平反时给的谥号是“忠简”——“忠”的意思是“忠诚”，“简”的意思是“永不满足的崇高志向”——这两个字高度概括了他的一生，又准确迎合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理。志向和理想都是不能当饭吃的，赵鼎本人是南宋早期走马灯宰相中的一员，结局是被诬告自杀，在新皇帝那儿被普惠安抚式平反的，这足以证明儒家的进化仍需努力，而反向的教员则是秦桧。

从宋高宗建立南宋开始，就一直在走马灯式地更换宰相，平均每位首相在职不超过两年。这种情形终结于秦桧。刘子健对宋高宗做了一个诛心的判断，“在他的算计中，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加强安全。”这个酒局段子式的判断，使高宗时期所有怪异的重大事件得到完全合理的解释。安全之于宋高宗或者南宋政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对外则是女真不南下，对内则是武将不乱政(忤逆皇帝的意思)。这样看来，宋金达成合议同时解除武将领袖的兵权，都是必须的。

时刻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南宋太需要一种直接的休息，不能让这个想法实现的宰相必然要撤换掉，否则就会位置安稳，秦桧就符合了这个“否则”。他在充分确认宋高宗的真实想法之后，就雷厉风行地实现之。

明代学者王夫之观察这段历史之后，在其著作《宋论》中揶揄说：能有这么一位能干的权相按自己的心意办事，高宗一定满意极了。这有点看春秋下酒的意思，而读史的代入乐趣也正是如此。

秦桧是走马灯里的长明灯，他的宰相做了 18年，并且操控朝政不再由团队而由他个人一力完成，这就是所谓的独相。刘子健认为，高宗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而秦桧正是高宗的唯一代言人，他把这种代言扩展到了能扩展的方方面面。秦桧当朝期间，清除反对意见和异己分子，钳制言论程度空前绝后。一个细节是，彼时所有的涉政言论都被严厉禁止，同时民间出版实行严格的审查;大臣言政只能说怎么节约政府开支之类毫无政治技术含量的东西。这种高压政策的雾霾笼罩全国，儒家的出气和发声渠道只能向内，转入反躬自省，对修身齐家加以拓展，这个时期，新儒家便开始出现并且慢慢形成气候。

新儒家的不死火

儒学和儒家源远流长，其中经历过两次里程碑式的认证，第一次发生在西汉，在政权的层面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许有百家也不许有争鸣，只许儒家自己鸣;第二次则是在南宋，儒家独鸣久了自己又派生出众多流派，这就需要细分，即清理门户确立正统。

王安石变法失败，朝堂对其广泛的指摘，最大最要命的罪名并非政策施行的得失，而是否认他是儒家。朱熹上表弹劾官员学者唐仲友，最激烈的罪名词句是“看起来绝非儒者”。这种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责难逻辑是：一旦不是儒家，就是小人。但王安石和唐仲友显然都是儒家，由于流派观点纷争不休，正统问题就提上日程。而问题在于，正统与否完全取决于皇权国家的认定，所以，宋代儒家各派就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拉力赛。

儒家虽然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复杂群体，但它缺少领袖或者组织。学问的独立属性使这个问题变得无比繁杂，几乎无法形成万众一心哪怕是十众一心的组织。这个问题通过道统居然在南宋得到了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朱熹学派，即西方文献中所称的“新儒家”(其宣播的内容也统称为新儒学)，解决的方式是确立道统。

儒学道统，是指儒家经典教义的传承脉络。宋之前公认的道统是：圣人传孔子、孔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到孟子中断，甚至独尊儒术的时代都没有传承，而到了南宋，朱熹用隔山打牛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无凭无据但言之凿凿的假说：本朝的五位大儒(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和程颢兄弟)找到了正统并激活了传承血脉，正如五儒之一的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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