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到实践在塑造群体特征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

第二大类是体现守门人力量的标准。从前面对相关文献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从结构角度看，守门人最重要的特征是控制了某个关键的入口或渠道，从而成为了一个“瓶颈”(bottle-neck)。如果将这个特征与平台相对应，就可以看到，大多数平台都很难满足这个结构化的特征。在现实中，平台大多具有多归属性(multi-homing)，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户都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平台。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就不可能形成交易或交互的瓶颈，也很难对用户进行有效控制，因此也就很难成为所谓的守门人了。

严格地说，如果一个平台要成为守门人，只在两种可能的情形下能够实现：一种情形是某个市场上只有一个平台。例如，使用苹果手机的用户只能用appstore下载，这时appstore就成了一个守门人，它决定了用户究竟能够使用哪些应用。另一种情形是所谓的“竞争性瓶颈”，也就是在平台的至少某一边市场上用户只能单归属(sin-gle-homing)，使用一个平台。例如，电视台可以被视为一个平台，它的一边是观众，另一边则是广告商。虽然对于广告商而言，虽然他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电视台投放广告，但对于某些地方的观众来讲，却或许只能收看到某一个地方电视台。这时，如果广告商试图用广告影响某个地区的观众，那么这个地方电视台就构成了这个过程中的守门人。

在各国的立法中，都体现了对守门人力量的刻画。例如，在德国刚刚公布的《反垄断法第十修正案》中，就强调了守门人对第三方进入供应和销售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对第三方业务活动的相关影响;而在法国国家竞争局(NationalCompetitionAuthority，简称NCA)的相关文献中，则强调了守门人必须具有中介特征，以及掌握着对于市场进入的控制权。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试图以更为定量的指标来刻画这种结构化的特征。但在我看来，这种量化刻画的思路可能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如果平台本身是多归属的，那么即使其用户再多，也很难说明它就足以构成某个交易或者交互过程中的守门人。

第三大类是用来刻画守门人力量持续性的指标。我们知道，在数字经济的条件下，创新十分频繁、动态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即使一个平台在某一时间段确实构成了数字守门人，但如果它的这种地位很快就会消失，那么监管部门就大可以让市场自由运作，不必急于出手。只有当平台的守门人力量一直持续、难以消除，切实构成了竞争的威胁时，监管部门才有必要进行干预，让其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认定数字守门人的过程中，守门人力量的持续性应该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目前，这一思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已经得到了体现。以欧盟的《数字市场法》草案为例，其中规定的营业额需要连续三年达标，这个持续时间的限制，其实就是对守门人力量持续性的一种体现。

第四大类是用来刻画其对生态影响的指标。数字守门人之所以成为守门人，除了其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特殊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位置，对相关的生态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判断一个平台是否构成数字守门人时，是否能够影响周边生态也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被纳入考量。

目前，在各国的立法中，这一思想也得到了体现。例如，在德国的《反垄断法第十修正案》中，就把平台是否存在垂直整合以及其他关联市场上的活动作为判断其是否是数字守门人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在法国国家监管局(NationalRegulatoryAuthority，简称NRA)的相关文件中，则强调了作为守门人的平台本身就应该是某个生态的一部分。

数字守门人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以及如何实现

在明确了如何认定数字守门人之后，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应该让数字守门人承担哪方面的义务，以及采用怎样的方法来保证这些义务的实现。

一般认为，数字守门人可能对竞争环境造成损害的最重要机制就是利用其在网络中所处的瓶颈位置，对需要进入网络的用户进行有偏向性的挑选。例如，如果一家企业同时拥有平台业务和自营业务，而其平台业务在相关的生态中处于守门人的位置，它就可能利用这种身份进行自我优待，禁止自己的竞争对手进入，从而对竞争形成损害。基于这一原因，目前各国要求数字守门人履行的，通常是所谓的中立义务，即在“守门”过程中，对需要通过瓶颈的人一视同仁，不采取差别待遇。这些义务包括，不对自身产品或服务进行自我优待、保证与对手平台之间的互操作、保证平台上用户数据的可携带、对具有公共性质的数据实行共享等。

当然，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因此在进行相关的立法时，要求数字守门人承担的义务也不相同。例如，在欧盟的《数字市场法》草案中，就对数字守门人提出了七项主要的义务，以及十几项其他义务;而在《美国选择和创新在线法案》草案中，则规定了十几类违法行为，对“主导平台”的相关行为予以禁止。

至于采用何种手段来保证数字守门人可以在实践中履行以上义务，人们已经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具体思路。总体上看，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个大类：

第一类思路是采用结构主义的。即利用拆分、剥离等手段对同时拥有平台业务和自营业务的企业实现结构性分离，通过取消所有制上的同一性来保证作为数字守门人的平台不再有激励实行差别待遇。

第二类思路依然是结构主义的。但和第一类思路不同的是，它不要求企业从所有权上对平台业务及自营业务进行分割，而是在保证这些业务依然同属于一个企业的前提之下，通过制度和技术的手段实现这些业务的彼此隔离。

第三类思路是行为主义的。它主要通过对作为数字守门人的平台施加某些行为限制和约束来保证它们能够履行自己的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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