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救助作用及其局限(2)

一直到16世纪加尔文新教改革以前，在欧洲基本只有犹太人可以合法放贷收息；延伸看，金融从本质上是“用钱赚钱”的生意，禁止收息等于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从事金融业务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于是，只有犹太人能合法从事金融（当然有其他人从事金融，但不能光明正大地做），也因此导致中世纪欧洲的普遍反犹（“利益反犹”）。再加上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从宗教层面排挤甚至敌视犹太人（“宗教反犹”），这些仇视积累到11世纪，欧洲社会就开始暴力驱赶犹太人，甚至反犹文化在一些地区至今还未消失。由此看到，宗教在帮助个体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带来巨大代价，包括宗教战争和宗教间的其他其他冲突。

在中世纪，基督教体系的组织结构严密，教会完全掌控了对《圣经》和其他教义的解释权，成为上帝和信众之间的唯一中介，并给教徒设置一生都难以实现的七项圣事。到1517年，德国牧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起新教改革，把欧洲分成“天主教欧洲”（继续紧跟罗马教廷的传统基督教）和“新教欧洲”，其中新教（也叫清教；到今天，“基督教”有时就指“新教”，以区分于保留传统基督教的“天主教”）又分为“路德宗”、“加尔文宗”等派系。新教改革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消除了对罗马教廷和教会的迷信，改为信徒自读《圣经》、直接跟上帝对话；其次，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即因信耶稣基督为唯一神而实现义、得到救赎；以前，教廷告诉信众，只有执行教会规定的礼仪、规条、善行，死后才能入天堂，但马丁·路德说：教廷只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信徒死后进天堂还是下地狱，只取决于他是否真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神。

再就是承认放贷收息的正当性，让金融得到解放。加尔文通过诠释《新约》，认为耶稣明确谈到，钱的价值不在于被藏起来，而在于流转起来产生收益。加尔文说，“既然出租土地能够收地租、出租房屋能够收房租，为什么放贷货币就不能收利息？”此外，追求商业、发财致富也是正当的，并且是必须的——这完全改变了传统基督教对商业利润、对以货币化交易实现人际互助的敌意。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说到加尔文教义是新教国家成功的主因，尤其是加尔文的“先决论”（predestination）激发了资本主义精神：上帝早就选择让一些人上天堂、一些人下地狱，并且这些先决无法改变，但没人知道谁被选中上天堂永生、谁被选中永灭；怎么知道自己是否被选中上天堂呢？答案在于加倍努力发财致富，如果自己能顺利发财致富，那就是被安排永生的信号！财富成功本身不能保证上天堂，但这是被上帝安排永生的必要信号。加尔文教义给信徒带来巨大的信息挑战，激发他们奋发创业、追求事业成功。所以，韦伯认为，加尔文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在近代腾飞的基础。

在实际中，新教改革对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有多大呢？由于在新教改革时期，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奥地利等欧洲南部社会选择继续紧跟罗马教廷，保留天主教而德国、北欧国家都转为接受路德宗新教，荷兰、英格兰、苏格兰以及英国后来的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以加尔文宗新教为主。在分流之前的16世纪初，天主教国家总体比新教国家富有，识字率等人力资本指标都更高，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尤其如此；可是，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停顿不前或增长缓慢，到1850年，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文盲率也远高于新教国家，在金融市场发达度、城市化、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数量等指标上也不如后者。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的差距至今如故。

在过去两千年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全球扩散，建立道德秩序，规范信众行为，对人类暴力的长期下降、对文明化做出了正面的贡献，但是，宗教在历史上的代价也不小，尤其是为了强化信众内部的凝聚力、提升教友社群的俱乐部价值，不同宗教间、教派间时有发生暴力冲突，包括抑制商业和金融的发展。因此，宗教的正面贡献跟负面冲突一起，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文明和所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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