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亿美元基建法案通过，美国版“新基建”来了？

理财鱼小提示：5500亿美元基建法案通过，美国版“新基建”来了？

刘晓忠/文 近日，美国参议院通过5500亿美元基建法案，为数十年来美国规模最大的公共设施支出法案。该法案在参议院以69:30的投票结果通过，在美国政治极化情况严重的当下，无疑是两党合作的重要突破。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两党的极化现象日益突出，2016年美国国会参议院阻止奥巴马提名新法官，到特朗普上台后始终面临着弹劾风波，再到黑命贵、总统竞选争议等，美国政治的极化问题日益突出，两党越极化越有票仓，给人以美国政治的妥协艺术正在淡去，社会撕裂正在加剧。

对本届参议院而言，能以69:30通过法案，显示有19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了这一方案，成为了近年来难得的一起妥协与合作的成功案例。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美国国父们当初设计这样的政治议事机制，就是通过不惜牺牲效率，以避免政治的极化，当然这一议事机制的设计本身，明示出当初美国建国者们对政府本身的深深不信任感。

他们从霍布斯的《利维坦》中读出了权力是一个可怕的、不加以规制就会吞噬万物的魔兽，在实体和程序上，始终将权力这一魔兽规制在制度的牢笼中。因此，国会2/3的表决通过率，51%简易表决程序的不稳定性等，本身就带有鼓励妥协、拒绝极化的内生诉求。

这个法案在参议院能获得通过，本质上就是美国两党都能从这份法案中获得自己想要的，都能为背后选民交代的，如共和党会向选民展示，法案保障了他们优先项目的投入，以及不加税，民主党向选民展示，这是近年来美国通过的第一份新基建法案。

之于美国众议院激进派表示，在参议院3.5万亿美元经济计划预算案通过，不会允许众议院表决这份跨党派法案，则更多是政治噪音。对民主党来说，能通过这一跨党派的基建法案，已经在政治上加分了，如果用几乎难以获得共和党支持的3.5万亿美元新经济计划预算案来威慑，很大可能是这只煮熟了的鸭子也会飞走。

首先，面对3.5万亿美元的庞大规划，美国民主党并没有解决这一庞大财政预算的资金来源问题。

钱从哪里来，一直是牵制民主党人的首要桎梏，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还有待确认，尤其是美国经济始终受困于疫情扩散的不确定性中，这使得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和加税方案筹集刺激资金的方案，本身就缺乏坚定的选民基础，因为两者都属于存量财富支配权的博弈，且收到选票和市场的双重约束：

在即在现有的赤字规模下，如果3.5万亿美元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发行国债，将会明显地扭曲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不仅会使美元汇率承压，而且由于国债收益率曲线是美国资本市场的定价之锚，庞大的赤字融资会影响美国国债信用，干扰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而对美国金融市场带来打击。

如果选择加税方案，不仅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预期，而且同样会引发美国金融市场风险。加税方案会改变美国企业资本品投入的函数变量，导致部分本想要进行长期投资的企业，不太愿意进行资本支出，从而消弱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同时，加税会影响美国市场的投资边际收益率，会加剧资本市场波动风险，即美国国民的主要财产集中在资本市场，股市是美国国民安置财富的主要市场，加税势必会影响美国股市的走势，导致美国选民存量财富的巨幅震动甚至减计，进而引发选民的反对。

事实上，在美国政治历史上，存量财富再分配等方案一般都很纠结，增加福利和减税方案等则相对容易通过，这也使美国的财政赤字连年来持续增长、且居高不下。

其次，通过推动全球最低税率协议拓展税源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通过推动不低于15%的全球最低税率，希望借此引导美国跨国公司将海外利润汇回美国，以此增加美国税收，为其巨大的经济计划买单。

不过，目前全球最低税率尚处于讨论阶段，面临跨国税率竞争问题，诸如爱尔兰、瑞士等是否愿意放弃低税率政策，还存在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这考验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在目前美国外交上奉行圈层政治，中美关系竞争性胜于合作性的背景下，美国倡议的全球最低税率协议，很难实现闭环，即尽管国际产业生态链重塑已次第开始，但数十年的全球化，各国经济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带有阵营化趋向的国际政治与全球化渗透的经济之间，使的全球最低税率很难真正成为跨国企业的约束集，跨国企业有更多选择绕开签署全球最低税率的协议国，而实现合法避税。

这将导致拜登试图通过全球最低税率筹集财政刺激资金的愿望，很容易变成白等；毕竟，真正能促使跨国企业将海外利润汇回到美国的，一是降低不必要的过度监管和行政成本的优质营商环境，一是富有竞争力的低税环境，一是深厚的经济内生增长潜力等，而这些与拜登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民意基础存在明显的冲突。

再次，巨额的经济计划，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都面临考验。美国基础设施等面临重置的空间是很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为政府预留了施展空间的机会。事实上，美国社会对政府主导经济计划一直持怀疑态度，如新泽西到纽约的铁路隧道等项目，就因为屡超预算而被中断。

低效的政府投资项目能力，屡超预算的资金缺口等，不仅增加方案在国会通过的难度，而且接近美国GDP1.5%左右的政府投资，势必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挤压，进而出现美国政府与私人部门争夺经济社会资源等问题。这恰是美国在民意上反感政府干预和介入过多的原因，因此众议院激进派民主党议员，试图用3.5万亿预算案绑架已在参议院通过的5500亿美元的基建预算案，最终可能将是南柯一梦。

总之，喜欢花钱的民主党拜登政府，在美国国内政府极化、疫情肆虐、经济增长内外部不确定风险等背景下，开出巨额的花钱议案，其实是在不合适的时间，提出了一个注定被锤的议题，从策略上看，民主党议员和拜登政府的议题设计和把控能力，受到了民主党激进派的削弱，民主党内的撕裂可能并不亚于民主党与共和党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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