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低生育率也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数量红利消退将激发高技术产业替代速度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2015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数均在1600万之上。2016年，“两孩”政策实施后，当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
然而从2017年开始，中国新出生人口出现显著下滑，2017年~2021年分别为1723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这意味着，近5年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正以平均每年超过100万的水平持续减少。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拐点可能来得比预期更早。
政策干预能否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老年化加速将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平衡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带着上述问题，1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进行了专访。
王小鲁 图片来自受访者
经济干预难从根本上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NBD：您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不断放缓的现象？此前有专家探讨设立生育基金，经济干预能否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
王小鲁：我们现在面临一系列人口问题，包括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等，在某种意义上对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挑战。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有其特定原因，但主要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口结构转型过程。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而我们现在也正处在这样一个人口转型阶段。这个转型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是既有挑战，又带来新的机遇。例如，人口不再快速增长了，甚至不增长了，对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开发的压力也就减轻了。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
当然，如果这种变化来得太快太猛，确实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比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高龄老人的赡养问题等。所以，从当前来看，应当就防止生育率过快下降采取必要的措施。
但用经济刺激的办法促进生育，尤其如有的学者提出增发货币作为鼓励生育的基金，在我看来并不是解决生育问题的好办法，这解决不了一部分人不敢生、不愿生的忧虑。原因有三：
第一，货币政策的唯一宗旨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发展。一个国家货币的增长要和经济的增长相适应。我们不能什么问题都在货币政策上打主意，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部门性政策调整，不是货币政策应该承担的职能。如果各种部门政策都由货币政策来承担的话，必然会损害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第二，人口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都需要遵循其自身规律，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如果不尊重这些规律，不研究人口变化的内在原因，就可能造成政策的左右摇摆，这不利于人口的稳定健康发展。
第三，目前人口出生率下降过快，还有其特定的原因。只有找对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拿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
NBD：在您看来，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需要从哪些层面发力？
王小鲁：目前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和养育孩子的成本高、负担重，特别是加上城市高房价、高房租的压力，确实使很多年轻人不敢生育、不愿生育。这是造成当前生育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对城镇外来人口而言，这个问题更突出。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7%，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4.4%，换句话说，现在全国作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居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没有城镇户口的，也就是超过2亿多常住城市的人口没有获得城镇户籍。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城镇劳动者，在现在城镇的4.6亿就业者中，他们占了一半以上。而在4.6亿城镇劳动者中，有约1.3亿人没有享受到职工养老保险，1.2亿人没有享受职工医疗保险，2.5亿人和2亿人没有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未享受城镇社保的基本是没有获得户籍的新城镇居民。他们也没有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覆盖范围。他们忙于打工，但在城镇没有稳定的家，很多人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子女难以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享受不到托幼服务，将来生了孩子还是没有城镇户口。
面临这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的生育意愿当然很低，主要是不敢生。
因此从根本上讲，只有解决了这部分人群的城市户籍、住房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孩子教育等一系列问题，才能解除他们不敢生育的后顾之忧。
我认为，大幅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加大力度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包括对低收入常住居民的住房保障覆盖，一视同仁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务，改善养老托幼服务，是解决当前生育率过低问题的关键。
图片来源：新华社
人口数量红利的消退将激发高技术产业替代
NBD：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3000多万人。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这是否会影响到未来经济发展？
王小鲁：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速度比较快，势头比较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未来就没有年轻人，就只剩下老年人了。实际上，这只是不同年龄的人口结构随着社会发展必然产生的一个变化过程。转型后期，我认为它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至于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减少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我认为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判断。
比如在一定发展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口数量红利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劳动力数量甚至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对这部分产业造成影响。
但仅仅用数量理解人口红利过于简单了。除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还有人口质量，也就是人力资本。从长远看，高人力资本是更大的人口红利。
如今，我们正面临网络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这一革命正在大量替代简单劳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意味着很多人能够做的事都可能被机器替代。
因此，人口数量红利的消退将进一步激发人工智能等高技术产业替代速度，并促进提高效率。反过来，这些技术要发展，也需要更多高科技人才和受过良好专业技能训练的新型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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