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我所经历的北大留学生楼陪住

　　作者入学时证件照

　　夏晓虹，安徽省和县人，1953年生于北京，下过乡务过工。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4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为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与社会文化。

　　我所经历的北大留学生楼陪住

　　作者：夏晓虹

　　原载《同舟共进》2019年第3期

　　【缘起】

　　我是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1978年春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第二年即被派去留学生楼陪住。这个日期在我们班长岑献青的日记中有明确记录，即1979年3月6日：“部分同学被抽调到留学生楼陪住，其中有：郭小聪、高小刚、刘德联、刘志达、查建英、龚玉、吴北玲、王小平、张继凌、夏晓虹、杨柳、郭丽平、郝秀竹、沈楚瑾、宋红、江锡铨等。”（《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男生5名，女生11名，这应该是我们班陪住人数最多时的名单。而全班总共48人，也就是说，1/3的人去了留学生楼。

　　上述同学中，除了张继凌与江锡铨，都是北京同学。而首选北京同学陪住，估计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北京同学说话语音应该更标准，但其实未必，北京话也是方言，并非普通话，所以，普通话说得好的外地同学也有可能增补进来；二是北京同学周末一般都要回家，这也可以给留学生同屋留下一点自己的空间。

　　当时北大的留学生集中住在学校南门附近的两座楼，女生在25楼，男生在26楼。两楼中间的一处是开水房，留学生食堂位于26楼东北。按照《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记载，1978年9月，来自五大洲24个国家的71名留学生入学。我陪住的两年半间，留学生人数应该没有大的变化，估计在400人左右。

　　若向前追溯，北大接受留学生始于1952年9月，由于那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14名东欧学生最先确定转到北大。不过，“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名称没用多久，当年10月，教育部即批复北大的呈文，因学生成分已有改变，准予定名为“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个专修班的首位主任，是由时任北大教务长的周培源先生亲自兼任。而第二年3月，学校教务处统计1952～1953学年第二学期学生的注册人数，外国留学生已达285人（参见夏红卫、孔寒冰《“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总序》，舒衡哲口述，贺桂梅、倪文婷访谈《回家的路 我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上册），可见增长之快。

　　而由于进入留学生楼陪住，有了个人相对独立的空间，我开始记日记。至今保留下来1979年9月24日至1980年6月18日不足一年的记录，这也是我大学期间唯一写下的两本日记。因为疏懒，虽然陪住未结束，我的日记仍无疾而终。所以，具体何时离开留学生楼，搬回到我原先的女生宿舍，目前还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在1981年夏季暑假来临前的7月。也就是说，大学四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我住在留学生楼里。到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

　　陪住的第一个学期，我的同屋是英国留学生黎蔚如。她是华裔，原籍广东，所以会说粤语。她本来有一位76级的工农兵学员同屋，但因为要在暑假前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黎蔚如希望换一位水平更高的中国同学帮助她，经过考试入学的77级同学自然最合适，我于是进入留学生楼。黎蔚如在夏季回国后，我接着转为美国留学生范雅卿（英文名Anna Fan）的同屋。安娜也是华裔，但和黎蔚如不同，他们家里不说汉语，因此，她的中文程度并不比其他留学生高明。安娜本来只想留学一年，但后来延长了一年。1981年夏从北大毕业后，她转到中国科学院教英语。

　　陪住制度应该是“文革”中已经开始，但具体年分还有待确定。大多数留学生对陪住并不拒绝，甚至会认为可以有更多机会学习中文，并通过同屋了解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留学生没有同屋，他们或者是和家眷同住，或者身份已经是教师。但实际上，管理留学生的“留办”（“留学生办公室”的简称）是希望所有留学生都有中国同屋的。因为有一位美国学生曾拒绝陪住的安排，说她不习惯和别人同住，留办仍要求她写个情况说明。

　　虽然“陪住”这个词留办也在使用，但他们并不满意和认同。记得一位老师表示过： “我们本来是主人，'陪住’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不过，这也没办法，显然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反倒是留学生中通行的“同屋”， 在欧美学生口中，更使用了带有昵称意味的“roomie”，让中国同学觉得很舒服。

　　1981年春，作者在北京大学南门

　　【突发事件】

　　陪住期间，留学生中发生过一些不大不的事件，值得一说。

　　1979年12月6日，发生了留学生声援柬埔寨难民的事件。由于红色高棉1975年掌权后，失去民心，越南乘机侵入，数万难民涌入泰国，在边境一带集聚，境遇悲惨，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中国的报纸也有相关报道。因此，47个国家338名留学生签名的声明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到三角地布告栏，引来了大批人观看。

　　参与的留学生们对这次活动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先经过三次讨论，拟定了四点要求， 征集了2800多元捐款。6号下午，他们又派出25人作为代表，兵分三路，把声明和捐款送到各相关国使馆和中国外交部等处。由于安娜全程参与，我的日记对此事件也做了详细记述。

　　从组织讨论开始，留学生们的态度已表现出很大不同。有的签名也捐钱，有的只签名不捐钱，有的二者都拒绝。其中最热心的是欧美同学。比如我的同屋安娜，她虽然说自己钱不够用，却还是捐了 10美金。最激烈的是高小刚的美国同屋李聪仁（斯科特•克莱门斯），“打定主意想去泰柬边境，做人道主义救援”，“行李都打好了”，是哈佛博士费能文和其他几个留学生整夜和他谈话，才把他按住（高小刚《陪住》,《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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