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你谨慎“梦回大唐”(2)

　　为什么唐朝的贱口奴婢，到了宋代会被雇佣奴婢所取代？先来说客观的因素。前面我们说过，贱口奴婢的主要来源为战时俘获的生口、籍没的罪犯家属，但宋朝虽然常年面临战争，却从未有俘虏生口为奴的做法，恰恰相反，“军人俘获生口，年七岁以上，官给绢五匹赎还其家，七岁以下即还之”。宋政府也极少籍没罪犯之家属为奴婢。生活在南宋末的方回说：“近代无从坐没入官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掳则有之。”方回所说的“近代”，当指南宋时期，“北方”则是指金与蒙古。北宋时，政府还偶有将罪人家属没官为奴婢的做法，但到了南宋时期，籍没为奴之法早已废弃不用。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变被平定，按沿袭《唐律疏议》的《宋刑统》，犯谋反罪者，女性亲属必须“缘坐没官，虽货而不死，世为奴婢，律比畜产”，但朝廷经过议法，认为“此法虽存而不见于用”，最后，吴曦的家属并未被籍没为奴，而是“分送二广远恶州军编管”。

　　如此一来，贱口奴婢便成了无源之水，随着贱口奴婢的老去，他们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群体，规模只会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当然，贱口奴婢的消亡有一个过程，北宋前期尚有贱口奴婢的残余，但到了南宋时期，贱口奴婢便不复存在了。即便是北宋时期的贱口奴婢，其法律地位仍然要高于唐朝奴婢，因为宋朝法律并不禁止他们与良民通婚。

　　宋佚名《调鹦图》中的婢女

　　在贱口奴婢趋于消亡的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一部分下层人口不得不出卖劳力，受雇为富贵之家的人力、女使；甚至有一些中产之家，也非常注意培养女儿的才艺，以期女儿有一技之长，给大户人家当佣人 ：“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子等。”于是雇佣奴婢得以兴起。

　　雇佣奴婢虽然名为奴婢，却不是唐朝式的贱民，而是暂时出卖一部分人身自由的编户齐民，有点像近代社会的佣人。宋人也注意唐宋奴婢的差异 ：“古称良贱，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之所谓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气类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于兵荒，陷身于此” ；“古称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饥

　　寒，或遭诱略，因此终身为贱，诚可矜怜”。

　　因为雇佣制的普遍应用，宋朝的城市中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劳务市场，出现了类似于家政中介的组织：“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置牙人”；“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这里的“行老”“牙人”“官私牙嫂”，都是家政服务中介。应该说，贱口奴婢式微、雇佣奴婢勃兴的历史趋势，在唐朝中后期就出现了，但要等到宋代，雇佣奴婢才完全取代贱口奴婢。再从主观的因素来看。

　　宋苏汉臣《妆靓仕女图》中的婢女

　　我相信，在宋人的观念中，奴婢是人，而不是畜产。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宋人不同意将同胞当成畜产的观念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王荆公（王安石）、伊川（程颐）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在北宋士大夫看来，乘轿乃“以人代畜”，是对人之尊严的侮辱。

　　宋政府显然也认为奴婢是人，而非财物。唐朝常有将官奴婢赏赐给大臣之举，因为“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而宋朝则未见奴婢给赐的记载。咸平年间，宋真宗还下诏，“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价）以偿”1 ，即禁止官府将债务人家中的奴婢折成财产抵债。唐人允许债务人没有财力偿债时，用人身抵偿债务：“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债务人）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但宋人已不能接受这样有损人之尊严的做法：“诸以债负质当人口（虚立人力、女使雇契同），杖一百，人放逐便，钱物不追。”

　　唐律允许奴婢交易，从法理上说，人口若可以买卖，无疑是将人视为商品。宋政府却不能同意这样的预设，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淳化二年（991），陕西一带发生饥荒，“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当时陕西沿边邻境的戎人部落还保留着奴隶制，陕西的贫民便将男女小童卖给戎人为奴。宋廷知悉后下了一道诏令：“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即派遣使者带着官钱，向戎人赎回被卖的小童，送还他们的父母。简言之，唐人将奴婢视同“物”，宋人则将奴婢当成“人”。

　　尽管《宋刑统》沿用了《唐律疏议》的“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之条，但我们要知道，宋人修刑统，几乎照抄唐律，连诸多不合时宜、无法执行的条款也抄下来。到南宋时，便有学者提议：“《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当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之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及五代‘私酒犯者处死’之类。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法律史研究者相信，宋代“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高度发展，导致统治阶级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民事立法新增了保护奴婢人身权的规定，其根据是编敕，而非《宋刑统》。奴婢由民事权利客体转化为主体，在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唯宋代独有” 。我们认为，宋人观念的嬗变，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推动着良贱制度的瓦解、贱口奴婢的消亡。

　　本文摘选自《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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