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大师”
“在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历史学者葛剑雄撰文说，“至于杰出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得到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在他看来，所谓民国“大师”云集所呈现的“黄金时代”，并非学术界的共识，而是媒体的造设，但往往远离公众、不重视社会影响的学术界，也对舆论和公共的偏差负有一定责任。
本文摘自《悠悠我思》，这本新书收录了葛剑雄近年撰写的文章，涵盖题材广泛。
全书共分为四章。“议古论今”“历史地理”两章中，作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地理、历史、文化、人物与现代中国的渊源和关系，亦有对社会热点的理性思考。“学者藏书”一章，作者回顾往事，表达对师友治学的尊敬及感思，同时分享了自己担任图书馆馆长期间的所见所闻。“书序回忆”一章，作者精选了旧作中部分体现新思的文章，又追寻旧时记忆，谈及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以轻松诙谐的笔触诉说人生百味。
《被高估的民国学术》
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在社会上出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我告诉他，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稳定的财源，何乐而不为？至于“大师”，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或评介，当初编教材时，他们还不具备这样高的身份，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不过如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黄金时代”的呈现，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也不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他们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例如，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做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的遭遇，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钱穆
其实，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影视创作可以以民国的学术人物为对象，戏说一下也无妨，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那么，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
毫无疑问， 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 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 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创始人和奠基者，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大师。
从晚清开始，西方的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被引进中国，在回国的早期留学生与外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到民国期间基本形成了学科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是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日本）引进并建立的。就是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的学问，也是在采用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和形式后才进入现代学术体系的，如大学的文史哲院、系、专业或研究所，论著的撰写、答辩、评鉴，学历、学位、职称的系列与评聘，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等。
以我从事的历史地理学为例，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沿革地理，属史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是研究疆域的变化、政区与地名的沿革和黄河等水道的变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而中国传统的“地理”也不同于现代地理学，只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工具。在现代地理学传入中国后，沿革地理才有了历史地理这样的发展目标，才发生了量和质的进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大学开的课还用“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称，1934年创刊的《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还是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但到1935 年就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五十年代初，侯仁之先生提出创建历史地理学的倡议，自然是他接受了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导师、国际历史地理学权威达比教授（Henry Darby）的学科理论和体系的结果。
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是有国际标准的。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至于杰出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得到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无法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到了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因为每门现代学科几乎都是从那时发轫或成长的，今天该学科的专业人员，除了直接从国外引进的，一般都是由当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来、传下来的，这些创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大陆、以后成为大师的学人，大多是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在国内外的学业，已经崭露头角。尽管他们的成就大多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国学术水平的代表。
历次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更加剧了这样的高估和偏见。有的学科和学人因学术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致到了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恢复，还只是民国时期的成果独领风骚，一些学者的代表作还是当初的博士、硕士论文。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本来早就应该被他自己的新作或他学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科被取消，费孝通被划为右派，《江村经济》也被当作“毒草”批判，从此消失。一部分民国学人的论著被查禁，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更年轻一二代的人。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才在专供教师和研究生使用的参考阅览室中看到一些民国学术著作，而直到1985年游学哈佛，才有比较全面了解民国学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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