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腾：历史学家的困境

▲《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美]帕特里克·格里著，吕昭、杨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进入二十一世纪，曾在全球化道路高歌猛进的世界突然逆转，民族主义的幽灵再次笼罩欧洲，且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类似的思潮汹涌。虽然人类社会的主导者向来不太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历史学家们却始终以警惕的眼睛关注着当下世界的发展。

作为当代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对中国读者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在2016年，格里教授曾应邀在北京大学访问，并就中世纪早期欧洲民族问题进行了多场主题演讲。格里的研究聚焦于中世纪早期，既有《在法兰西和德意志之前》（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 1988）、《与死者共生的中世纪》（Living with the Dead in Middle Ages, 1994）等具有国际声誉的专业学术研究，同时也特别关注面向大众的书写，尤其以2002年出版的《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最具影响。

格里具有非常强烈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身份认同，他的研究几乎时刻关照着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已经出现裂缝的欧洲。在《民族的神话》的开篇，格里就批判所谓的“欧洲共同体”实在是“名不副实”，其本质上不过是原先的西欧共同体再加上希腊。在这个政治家所建构的体系中，欧洲的边界就是华约组织的边界。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格里眼中所见都是充满忧患的景象：民族主义、民族优越感、种族主义等等曾被人们认为已被驱逐出欧洲的幽灵，以更强势的姿态重新出现了，而苏东剧变之后的一系列战争、冲突与混乱更让他深怀忧虑。

▲《民族的神话》英文版封面，背景图为传说中的法兰克人先王克洛维的受洗。

在格里看来，民族主义领袖们的豪言壮语都是虚假的想象，而这种错误则根植于对公元400年到1000年欧洲历史的“误读”。在民族国家的阐释构建上，对罗马帝国解体以及“蛮族大迁徙”的阐释成为支撑欧洲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格里保持着客观历史学家的冷静态度，试图说明中世纪早期的“族群”与当下欧洲的“族群”之间完全不存在真实的一致性。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欧洲东部、非洲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大量人口带着各自的宗教、文化、政治传统和生活习惯涌入西欧，许多当地人将这一景象视为罗马帝国覆灭的重演。民族主义者们不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拯救欧洲的方法，同时也试图证明自己所属群体对本乡土无可置疑的古老权利。在《民族的神话》的主体章节中，格里选择聚焦于罗马帝国晚期以来的民族大迁徙和融合过程，认为欧洲所谓的民族不过是在欧洲中世纪早期所形成的一种“迷思”，是一个被构建起来的神话。然而，格里也遗憾地意识到，作为人类意志的发明，族群观念或者民族主义的地位无法为纯粹理性的批判所动摇。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民族建构

格里的叙述主要聚焦于公元四世纪以来的欧洲，但谈及西方对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仍不得不追溯回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被视为第一位民族志作者，他理解和描绘世界的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一个民族所形成的基本条件是什么？语言、领土与业已形成的独特文化。以希腊文化为例，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全体希腊人有着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圣殿和祭仪，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希罗多德同时意识到，族群既能够产生，也能够消失，并认为许多族群的特征是地理因素而非遗传因素造成的。这一点与希波克拉底对亚洲人之所以孱弱的理解非常相似。希波克拉底认为，居住在亚洲和欧洲的人在体质和体格上有很大差异，亚洲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善战，缺乏精力和勇气，原因就在于亚洲的天气变化不明显。但是，希波克拉底还认为，导致亚洲人软弱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习俗，因为那里的人生活在专制君主的治理下，即使天生勇敢坚毅的人在这种制度下也会变得懦弱。在这里，古典作家们已经描摹出了划分民族的部分标准，包括血缘、语言、宗教、生活方式和制度等。

欧洲民族观念的真正奠基要追溯到罗马时代，从那个时期开始各个民族开始产生认同感，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强化。在罗马人看来，只有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才是有历史的，而这部历史就是一群接受了同一部法律的人如何成为“罗马人”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罗马的“统一”与血缘、地理、文化、语言或者虚构的传统都没有关联。只要认同罗马的法律并且能够无阻碍地践行罗马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被接纳为罗马公民，罗马公民身份从理论上来说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在罗马世界，最重要的是奴隶和自由人的区别，精英团体和普通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是古往今来大多数文明在大多数时间中的普遍状况。当进入到三世纪后，随着帝国境内几乎所有居民都成了罗马公民，这些人可能对阶级、职业和城市产生更为强烈的归属感。这实际上正为后续的欧洲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格里看来，与罗马军队跨越莱茵河、多瑙河征讨蛮族所造成的伤亡损耗相比，蛮族侵扰帝国所带来的危害简直不值一提。真正形成威胁的蛮族入侵是匈人的到来。同时，他也看到了这种以军事胜利为基础的游牧联盟是无法承受失败的，一旦出现军事上的重大挫败或遭遇军事领袖的去世，整个联盟将迅速瓦解。而且，罗马帝国内部的利益关系也不尽相同。这些蛮族军队的出现和发展在一些方面与地方贵族的利益契合，因此贵族们乐见蛮族部落在帝国西部安居。这种转变引发了帝国西部社会身份和族群身份的巨大变化，甚至形成了独特的蛮族传统。当历史进入到中世纪早期，罗马遗产和蛮族传统的结构为六世纪的法兰克人赋予了强大的融合力。西部帝国的分崩离析和王国并立不仅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原先用于区分哥特人和罗马人的标准也变得失效了。选择宏大视野来看，撒克逊人取代法兰克人和阿拉曼尼人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地位，阿瓦尔人则取代了哥特人和匈人在帝国东部的地位。阿瓦尔人联盟在奥地利东部和匈牙利的迅速消失，对中欧和东欧快速而彻底的斯拉夫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八世纪，“罗马人”更多地是一个地区性的称呼，到九世纪则专指罗马城中的人。格里写下了一句警言：“当蛮族从帝国消失的时候，罗马人也就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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