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腾：历史学家的困境(2)

▲这幅著名的壁画，描绘了教宗在城外与匈人军师联盟领袖阿提拉会面的场景。

通过对中世纪早期各个民族相互冲突和融合的分析，格里指出那些用来描述族群的标签在历史上并非连续使用的，也绝非线性发展，无法评价“纯洁单一”的血缘联系来沟通古今。在许多时候，人们不过是盗用了一些已经消失的传统，同时又发明了一些新的传统，创造甚至编造出王室的神圣家谱，选择一些战役和英雄作为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例，形成一种民族历史的想象。格里认为，当代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观是静止的，而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欧洲族群真正的发展历史却是连续不断的。许多从历史中传承下来的名称和表述遭到了别有用心的盗用和篡改，塑造了现在的历史解释，甚至会影响到未来的历史叙事。格里一直强调，几个世纪的社会、政治、文化变迁不能简化为一个单一、永恒的时刻，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身份等等都在不断迁变，世界各大洲的族群的历史都在经历着不断被塑造和重塑的过程。

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自觉地站在“他者”的视角上来看待欧洲的历史和文明，但格里认为，“我们历史学家必须对制造族群永存神话的行为感到惭愧，这些神话既顽固又危险”。在《民族的神话》最后，格里借用欧洲传教士布莱恩特书写南非祖鲁人的历史，说他以自己所熟知的民族起源模式为范本，再将祖鲁人的传说作为原材料，使民族的历史书写变成了“艺术家组装马赛克”。格里认为，这种书写方式就是用“作者所关心的政治和文化为基础”，重构族群的历史，以回应作者自己所处时代的关切。格里撰写《民族的神话》的目的是要打破这样一种迷思的现象，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迷思的思维和模式。当然，在格里和他的支持者们看来，这是为了对抗那种虚假的历史宣传，更因为这种历史宣传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格里所主要针对的两位政治领袖分别是法国国民阵线（2018年6月改名“国民联盟”）领袖让-玛丽·勒庞和塞尔维亚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书中，格里多次指名道姓地指责他们两人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前者主要是对克洛维受洗纪念日的利用，后者则是对科索沃战争纪念日的操纵。格里力图以客观立场所呈现出的尽可能描绘历史真相的作品，同时也立足于他所观察到和关切的现实，并有着清晰的政治倾向与立场。当他以“真实历史”批判当代“极右翼”学者与政客对历史的“曲解”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陷入到了相似的境地。

▲法国“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在圣女贞德像前进行选举造势活动，右侧坐着的老年男性是她的父亲让-玛丽·勒庞。

十九世纪学术史中的民族主义

欧洲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从何而来呢？格里在十九世纪的学术发展中找到了“罪魁祸首”。他认为，卢梭和黑格尔的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再加上印欧语文学与科学历史学的结合，共同创造了族群民族主义。他甚至认为，诞生于十九世纪的现代历史学是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工具“被构想和发展出来的”，十九世纪的学者、政治家和诗人采取新方法利用各种传说、书写文献和神话等进行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建构政治统一体和政治自治权。

格里强调，在十九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都特别无情地镇压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关于历史的不同记忆，以便塑造书同文、言同语、记忆同脉络的统一民族。这种现象的蔓延主要是由于欧洲知识精英群体对古代社会的迷恋，导致他们并非是在研究或者认知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是“发明”了他们所研究的这个民族。这种趋向在法国、德国最为明显。法国和德国都推行过雄心勃勃的民族教育方案，极力主张统一的语言教学，以民族语言的统一作为民族群体统一的必要保障。这种“爱国主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十八世纪末展开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初的“德意志”与“法兰西”两个国家的战争。在战争与社会剧烈动荡的危难关头，文化民族主义最容易被政治化，更能迅疾变成进行政治动员的强大工具。在学术研究方面，十九世纪的德、法、英等欧洲各国都开始大规模地收集古代典籍，建立自己民族的文献大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项目便是《日耳曼重要历史文献集》（或译为“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MGH）。这项工程的早期参与者们认为，在日耳曼语族群所定居或统治地区内所写成的文献，都应当被视为日耳曼人或德意志族群的重要文献，因此从意大利南部到法兰西北部、从巴尔干半岛到丹麦南境，所有这些地区的重要文献都被囊括“日耳曼”之内。直到今天，这份文献集成还是从事中世纪研究、特别是中世纪早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料。

▲MGH网站的主页

语言是民族身份的具体表现，教育则是延续和强化人们对民族遗产之热爱的主要途径。文献分析和语言学分析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两件工具，塑造了“德意志人”的历史，并经由德国式的研讨班教学法（seminar）和文本批评研究，迅速传遍整个欧洲。法国和英国学界都深受影响，在欧洲各地的大学中都增加了大量涉及语文学和历史学的教授席位。与德国相对，法国学者则更强调法兰西文化在中世纪时期的中流砥柱作用。作为一种对启蒙时代 “理性史学”的反动，他们热烈赞美将中世纪浪漫主义化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让·雅克·安培（Jean-Jacques Ampère，1800—1864年）以及埃米尔·格巴尔（mile Gebhart，1839—1908年）。安培认为，法语方言最早在查理大帝时的第一次（加洛林）文艺复兴期间出现，在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第二次（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中逐渐形成完备的书写系统，而在十五至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终形成了现代法语。通过将法国文化与欧洲历史的进程并立，法国学者突出了法国在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枢纽地位，使民族主义观念渗透到了宏观的历史解释当中，迄今仍影响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思考。即便是在大洋彼岸，美国早期的中世纪史学家，特别是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1850—1901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1870—1937年）等都深受这些方法论的影响，建构起了早期的美国中世纪研究脉络。因此，我们今天的中世纪研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文献资料方面，仍然是十九世纪历史学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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