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城投企业信用研究

各国家级新区发展基础差异较大，但整体战略定位高，政策支持力度大，长期稳定发展具备多方位保障。行政管理方面，国家级新区享受不同程度的管理权限下放，有助于提高新区运行效率，协调资源保障发展。财政体制方面，绝大多数新区构建独立财政体制，财政资源配置效率较高。

国家级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产业结构各有不同。但因国家级新区承担落实国家战略、协调区域发展和政策先试先行的核心职能，经济活力相对较大，经济增速普遍高于所在城市，且对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普遍较大。

国家级新区可支配财力的判断需结合不同新区的财政结算体制，现阶段国家级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分化明显。受产业聚集及人口吸引力、区域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兰州新区、贵安新区、长春新区、哈尔滨新区等自身财力较弱；现阶段大部分新区仍处于开发建设阶段，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仍较高。

国家级新区的快速发展导致城投企业债务规模持续增长，新区城投企业市场化融资是国家级新区建设筹措资金的重要渠道。新区城投企业信用分析的思路与普通城投企业基本一致，主要考虑平台自身偿付能力及外部支持情况，其中城投企业自身偿付能力的分析需重点考虑现金流、债务负担、融资渠道结构、集中偿付压力等因素。不同新区城投企业短期偿债压力分化明显，贵安新区、西咸新区、金普新区及滨海新区等部分西部新区和东北部新区的城投企业债务化解压力较大。长远来看，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其评价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随着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产业培育壮大、人口集聚及财税产出能力的提升，新区城投企业债务压力将逐步缓解。

各国家级新区发展基础差异较大，但整体战略定位高，政策支持力度大，为新区发展提供多方位保障。

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自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获批以来，我国已有19个国家级新区。国家级新区规划面积大、范围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作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长期规划发展得到了多方位的保障。

资源禀赋、空间布局和区位条件等是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先天基础，不同新区先天基因差异巨大，起步条件和发展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国家级新区依托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建设，区位条件整体较为优越，其中7个新区毗邻国际海港，9个新区坐拥国际机场、多数新区距离国际机场不足60公里，绝大多数新区设高铁站点。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福州新区等已构建水陆空立体交通体系，优越的区位条件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兰州新区地处西北内陆秦王川盆地且距离兰州市中心较远，贵安新区地跨两市距贵阳市中心及龙洞堡国际机场均有一定距离，滇中新区空间布局割裂、分布在昆明市东西两侧，舟山群岛新区海域广阔、海岛众多，与其他国家级新区相比起步基础不具备明显优势。

国家级新区定位明确，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承载主体，成立的时间序列和区域分布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改革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促进经济对外开放方面，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浦东新区定位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面对外开放；滇中新区面向南亚东南亚，哈尔滨新区承载中俄全面合作。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浦东新区是东部率先发展的模范样本，两江新区服务西南地区统筹发展，兰州新区、西咸新区及贵安新区等深耕西部大开发，南沙新区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福州新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金普新区、长春新区和哈尔滨新区着力于东北振兴，雄安新区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外，国家级新区在“一带一路”及“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中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助力深化改革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

政策支持是国家级新区优先发展的前提，基于国家级新区的高定位和高目标，其在金融、财税、土地、海关、产业、人才等政策方面往往享受较大支持。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成立时间较早，在较长时间内享受独有的政策红利，从而取得瞩目的发展成就；对于后期成立的国家级新区，虽国家直接的、专项的政策支持力度有所弱化，但仍可享受国家对于新区整体性的政策支持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且多数新区产业政策具有独特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国家级新区整体政策支持力度仍较大。此外，国家级新区具备政策先行优势，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多重身份叠加，优先享受创新政策。如浦东新区既是国家级新区，又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力探讨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等问题，享受相关政策倾斜；同时还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极大程度上享受贸易和关税政策优惠。

国家级新区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带来不同的行政管理效率，但整体上享受上级政府不同程度的管理权限下放，有助于新区协调资源保障发展。

根据行政管理体制特征的不同，可将国家级新区分为政府型新区、政区合一型新区及管委会型新区。政府型新区即设立一级建制政府，统筹负责新区建设、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政区合一型新区即新区的行政规划范围与所在行政区完全重合，新区管委会与所在行政区政府合署办公，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管委会型新区即管委会作为派出机构代表上级政府行使区内开发建设管理权利，负责新区规划实施、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土地管理等经济职能，辖区内社会事务主要由所在行政区负责。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为政府型新区；舟山群岛新区、南沙新区、西海岸新区和金普新区[1]为政区合一型新区，两江新区、兰州新区、西咸新区、贵安新区、天府新区、湘江新区等其他新区均为管委会型新区。不同行政管理体制带来的行政管理效率有所不同。政府型新区和政区合一型新区因行政管理体制成熟、责权清晰，行政管理效率较高；而管委会型新区多跨越多个行政区，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管委会与行政区政府权力职能、组织机构、责任清单等方面的交叉，导致权责不清、沟通不畅、甚至恶性竞争，进而影响新区整体运行效率。

管理权限方面，国家级新区由国务院统一审批，根据新区发展需要，所在地区上级政府不同程度下放管理权限并在新区不同发展阶段适时做出调整，因此，具体到不同的新区行政级别差异较大且与所在区域的行政级别无直接关系。如西海岸新区行使省级管理权限，舟山群岛新区行使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及部分省级行政审批（管理）权限，金普新区、雄安新区行使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浦东新区被赋予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兰州新区、贵安新区等行使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哈尔滨新区和赣江新区可行使部分省级经济管理权限，江北新区和滇中新区行使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限等。较大程度的自主权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较高的管理权限有助于协调各种资源保障新区发展。

绝大多数新区构建独立财政体制，财政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管委会型新区财政管理体制差异较大，反映出不同新区财力支配、资金运作效率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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