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降致产科产能过剩 有医院产科年分娩量缩水九成

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各个科室门前都排着队，唯独妇产科的等候区只坐着两个人。当记者询问孕妇建档名额是否紧张时，分诊台护士说名额很充裕，但提醒记者慎重考虑，因为该院产科“随时”会被撤销，将并入另一所医院。至于为何撤销产科，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说妇科仍将保留。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于2012年更名。一位妇产领域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东坝医院的妇产科曾经很辉煌，年分娩量一度达到三五千，这个数据在2014~2016年期间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缩水九成。

经历“产科危机”的不止东坝一家。北京恒和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私立医院，但近年来产科病人数量下降，运行不下去，将被民营妇产科头部医院和睦家兼并。据知情人士透露，眼下收购处于已“订婚”但还没“领证”的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连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医院里的产科，是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地方。

曾经的生育巅峰

“2016年10月是我们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约300个婴儿，平均每天10个。记得有一晚，我基本没休息，收了7名待产妇，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当时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脑地释放出来。“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夫妇都觉得，抓住分娩年龄的尾巴再生一个，”王霞称，“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妇生二胎。”据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总人口逾四成。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2016年，北京市和全国一样，都处在分娩最高峰。该年分娩量的上升除了归功于二孩的出生，还有前一年羊年压抑下去的生育需求得到恢复的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希望能生一个“龙宝宝”“猴宝宝”“猪宝宝”。

那时候，媒体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楼道加床”“建档难，号贩子索要天价”…… 为了应对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阳医院把7个单间病房改造成了双人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听说别的院还有加板凳的，编号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说。

当时国家卫计委为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增设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儿医疗的潜在市场。东吴证券在2016年10月发布的一份《妇儿行业专题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卫生医疗费用的逐年增加、二胎政策的推行、东部地区城市超过95%的产床使用率等情况，都是发展民营妇产医院的利好因素。

有政策利好与诱人市场前景，加之妇产医院所需设备较少，资本门槛低，大量玩家入局。早先入局的妇产专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目标受众为北上广的外籍和高收入群体，后入局的“莆田系”则着重在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填补空白。2015年7月，属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医疗在港股上市。

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行业的“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鸡年2017年。她由此感到，分娩量开始下滑了。如果说，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减少是受疫情影响，那么2021年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产科却没有恢复以前的活力，则说明生育率下降成为既成事实。

有数字为证：北京市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出头，比4年前减少了一半还要多。

在杭州，某民营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他所在的医院分娩量相对几年前近乎砍半。2013年之前，他在当地某公立三甲妇产科医院工作。据他了解，现在，该院产科病房现在大约空了20%。另据刘建刚所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共有三层，而现在已经撤掉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则关闭一半。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也不会好。”她说。

“去年我下乡义诊的时候，乡镇卫生院的书记告诉我，从过年到国庆节，整个大村子结婚的还不到20家。”张洁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还解释说，馆陶县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县，人口外流现象较为严重，当地男性多外出打工，很多女性则嫁到外地。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仅为前几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强，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有关系。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整体分娩量下滑的情况下，以前在三甲医院建不上档退而求其次去二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总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段涛称，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到的影响更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许多人将专科三甲医院作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严格一些，许多人也会转而去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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