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联·奋斗者说丨从「追薪」到「追心」的小镇青年
无数年轻人抱着梦想或野心，来到城市打拼，他们努力奔跑着，目标是早日融入城市。
“你以为已经融入了，但其实并没有。”90后王辉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
买房是融入城市的标志。然而，一线城市高企的房价，让从小镇走出来的王辉早早选择了躺平。
没有归属感，没有自己的生活，王辉还时常被一些标签冒犯到，从凤凰男、凤凰女、到最近的小镇做题家：“哪怕你已经很成功了，这些标签也会时刻提醒你那无法改变的出身。”
最终，王辉选择了回到家乡，在一个海滨城市的小县城里，他要开一家酒吧来承载自己的梦想。
最近两年，疫情的出现、一线城市趋近饱和、互联网红利消失，让越来越多像王辉这样的年轻人选择告别大城市。
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中也显示，应届生扎堆一线城市的现象在00后群体中开始改观。00后对一线城市的偏好比例分别下降6个百分点、8个百分点。
互联网近期最具争议的一条《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短视频爆火表象下，是作为平凡大多数的我们对内卷、内耗的反思与厌倦。那些“逆行”回小镇创业的年轻人大概恰是对抗普世成功学的先行者。
当我们真正走近他们的生活，小镇创业真的是治愈精神内耗的灵药吗？
三个回小镇创业的年轻人
走进高档玻璃幕墙写字楼，点一杯冰美式，坐到工位上，打开在线文档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某个瞬间，王辉以为自己融入了这个城市。
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被下班后高频次加班击碎。好几次，在换乘地铁的中转站里，王辉不得不蹲在地上打开电脑处理紧急情况，即使是周末，王辉也时刻绷着一根弦，随叫随应：“只有工作，没有生活。”
即使已经在北京待了很久，每次走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间，他却依然感到陌生。
2019年3月的一天晚上，当王辉拖着疲倦身躯回家路上，接到发小的一通电话。发小刚从公司辞职，打算给自己放个长假，他对王辉说：“太想来一碗家里的羊肉汤了。”
这句话引起了王辉的共鸣，也种下了“回乡”的种子，每天周而复始的工作让它在生根发芽，直至结果。
离开那天，王辉将所有东西打包后，在出租屋拍了一张照片留念。王辉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了。
对王辉来说，从光鲜亮丽的大城市回到小镇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这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对张莉来说，从一开始她走出小镇，就是为了再次回到这个地方。
张莉是一个1993年的河南女孩，从5岁第一次接触跳舞，她就爱上了舞蹈。高考那年，张莉通过艺考考上了舞蹈学院。
小镇出身，艺考这条路并不好走。和大城市相比，县城里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是缺失的，张莉只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14岁时，张莉为了能跟更优秀的老师学习，一个人拉着沉重行李坐大巴到城市集训。
大学期间，张莉上过舞台、接过商演、兼职过艺考老师，当同学们在计划登上更大舞台时，张莉却想着能回家带学生：“我从县城走出来，知道有很多孩子有梦但很难去实践，比起自己有所成就，我更想当个引路人。”
25岁那年，张莉攒够了开舞蹈工作室的钱，从选址，到装修时的选材料、改水电、安插座，再到开业后的设计宣传册、招生、上课，看着工作室一点一点成长起来，张莉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如果说王辉回小镇创业是为了理想，张莉是出于对舞蹈的热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陈彬目的更单纯、更接地气，就是为了赚钱。
煮粥、卖包子，开一个充满烟火气的早餐店是陈彬的小目标。
八年前，19岁的陈彬来到佛山打工赚钱。由于学历不高，他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还要自行负担吃住的费用，微薄的工资让生活捉襟见肘。
为了提高收入，陈彬又兼了一份餐厅的工作，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在工厂，晚上在饭店做服务员。为了攒钱，陈彬从来不去餐厅吃饭，偶尔想犒劳一下自己的时候，会在晚饭时给自己加一个鸡腿。
这样确实攒下了一点钱，但离陈彬的“财富自由”依然差之千里。
在外奔波四年，由于日夜操劳，饮食不规律，陈彬突发胃病。
在医院输液的那几天，陈彬难得空闲下来思考未来，看了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陈彬决定回到粤西家乡开早餐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从城市回流的人群，给小镇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带来了更多生气。
王辉在这座滨海县城，开了镇上第一家音乐清酒吧，他希望凭借着新鲜感，能够丰富年轻人的业余生活，给满城尽是海鲜烧烤的小镇带来一股清新的亮色。
小城的发展确实需要有阅历的人来参与，但不可忽视的是，大城市的配套服务、消费能力是小镇无法比拟的。
王辉就高估了小城的消费力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在北京能卖80多元的酒到了县城，卖30元还是嫌贵，但对商家来说，成本在那摆着，总不能赔钱卖。”
开业伊始，虽然人不多，还是有一些年轻人来消费尝鲜，酒吧能勉强支撑。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王辉的清酒吧关门歇业了6个月。
失去了收入来源，对王辉来说是不小的压力。为了维持生活周转，王辉通过招联金融申请了一笔消费贷款，还捡起了老本行，找了几个线上的兼职运营工作，虽然收入不多，好在吃住在家里，县城消费也不高，总算熬过了那因疫情停摆的6个月。
张莉和王辉情况类似，在舞蹈室刚步入正轨时，疫情突袭。不一样的是，王辉的酒吧停业，张莉却想趁着直播和短视频的风潮把课程转到线上。只是拍摄设备价格不菲，对彼时的张莉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一位学生家长向张莉介绍了招联金融，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上面申请了分期花的消费额度，很快就获得通过，她在招联商城上购买了一台单反相机，从零开始学习，为学生们录课、排直播课课表、协调家长和学生，工作更辛苦繁琐，收入虽然不如线下，但张莉还是借由直播和招联金融维持和努力着，希望等到疫情后的复苏。
压垮工作室最后一根稻草是“双减”政策落地、教培行业被整顿。
虽然舞蹈不属于学科类，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张莉的招生工作越发困难。
除了事业困难，压在张莉身上的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
2021年，张莉刚结婚一年，为了忙工作室，甚至没来得及度蜜月。“当你赚不到钱的时，所有人都会劝你当个好太太，特别是小县城里。”张莉无奈地说。
苦苦支撑数月，在房东再次催缴租金时，张莉和朋友决定停业止血，忍痛放弃了工作室。
疫情冲击最大是王辉、张莉这样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主。陈彬的早餐店维持成本低，又是刚需，成为疫情下三个小镇创业里唯一的幸运儿。
在外打工积累的经验，陈彬的早餐店一开张就对小镇其他早餐店进行了降维打击，生意格外红火。
天有不测风云，在陈彬早餐店生意蒸蒸日上时，陈彬母亲的冠心病却突然加重，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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