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宏发布微博宣布离婚，专家：税收制度存在“婚姻惩罚”应创造“婚姻红利”
理财鱼小提示：王力宏发布微博宣布离婚，专家：税收制度存在“婚姻惩罚”应创造“婚姻红利”
结婚不易，维持一段婚姻更不易。2021年12月15日，王力宏发布微博宣布离婚，引起舆论哗然。盘点今年以来，已有大S汪小菲、李湘王岳伦、佟丽娅陈思诚、赵丽颖冯绍峰等多对明星夫妻分道扬镳，其中婚姻维持最短的仅有2年。娱乐圈俨然成为大型离婚现场。
明星频繁曝出离婚，只是近年来中国离婚率不断攀升的一个缩影。民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共有433.9万对夫妻离婚。这一数据从1987年的58.1万对一度增至2019年的最高峰470.1万对。
离婚，正逐渐从传统社会里避讳的负面行为，变成如今夫妻双方平等拥有的权利。尤其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现代女性的经济权和个体思想趋于独立，不再向低质量婚姻妥协。在近期王力宏离婚事件中，前妻李靓蕾也发文省思女性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全力付出却不被尊重的弱势现状。
舆论态度也在发生变化。2021年4月，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离婚。一改以往“再也不相信爱情”的负评如潮，这一回舆论却是一片“叫好”，粉丝在女方微博评论区直呼“姐姐好棒”。有舆情监测显示，该事件的网络传播正面情绪高达83%，中立和负面情绪仅占9%和8%。
离婚，真的是两个人的重获新生还是一地鸡毛？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离婚率持续上升？一个家庭的解体，会对男女双方乃至子女各自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社会政策能够怎样促进缔结并维持健康的婚姻？
离婚低龄化现象：从“三十而立”到“三十而离”
2020年，第一批90后迈入而立之年。古人成家立业的年纪，在现代社会却是“三十不婚”，乃至“三十而离”。郑州市民政局统计显示，90后离婚人数已占全市总离婚人数的两成以上。2019年湖北省十堰市离婚夫妻中，35岁以下的占比达45%。
离婚群体年轻化趋势显著。高颖， 张秀兰和祝维龙（2012）根据北京市婚姻登记数据研究发现，从人群来看，离婚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45岁之间，占总体离婚人群比例超过60%。从趋势来看，30岁以下的年轻人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离婚比重上升相对更快。
对于年轻世代，不合适的婚姻要快速结束，婚姻寿命显著下降。於嘉， 赵晓航和谢宇 （2020）的研究数据显示，2000-2004年间结婚的夫妻，婚后十年内离婚比例仅为3.7%。如今，结婚一年即离婚的比例正在反超。2020年江苏省办理的离婚登记中，结婚一年以内就离婚的有2.3万对，而2019年江苏省结婚登记数仅为56.9万。这意味着，2019年江苏省结婚的夫妻中，约有4%的夫妻在结婚一年后即离婚。
伴随90后加入“离婚大军”，中国近年来每年离婚登记人口处于上升态势。2009年，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有246.8万对，这一数字2019年上升到了470.1万对。2020年离婚对数出现了近年来的首次下降，为433.9万对，其中主要因素是结婚人数的快速减少。数据显示，中国结婚登记对数自2013年的近年峰值1346.9万对，已持续下跌至2020年的814.3万对，创2003年以来新低。
从离婚群体的人口占比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4年以来离婚登记人数加总估算，截至2020年，有过离婚经历的在中国约有8000万人，占15岁以上人口约7%。
从地域来看，粗离婚率，也就是平均每千人口中的离婚对数，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人口流出地高的趋势，东北地区及中西部人口流出较为严重的省区粗离婚率最高。2020年，粗离婚率最高的黑龙江、天津和吉林，粗离婚率达到4.5‰。广东、甘肃、西藏粗离婚率最低，分别为1.9‰、1.7‰和1.2‰。当然，这并不一定代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平均离婚偏好更高。有可能因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本身的已婚人群占比高、基数大，自然离婚对数会更多，使得千人中的离婚对数自然偏高一些。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平时我们在媒体中看到的动辄超过30%的“离婚率”其实是“离结比”，即由当年离婚人数除以当年结婚人数计算而来。很明显，同一年内结婚和离婚是两个不同人群的选择，并不代表平均每千对夫妻中有多少对选择离婚。因此这一计算方法得到的“离结比”不具特别意义。由于结婚率降低，离结比上升更快，很容易制造恐慌并误导大众。
相对而言，“粗离婚率”即平均每千人口中的离婚对数，相对更具参考性。但由于分母人口中包含了老年人、青少年等非适婚群体，因此也无法精准描摹适婚群体的离婚现状。离婚，确实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社会现象。其实，离婚率上升已成为全球化现象。自二战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离婚率都急剧增加。
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解体：离婚成本大幅下降
离婚率的上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价值观。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当离婚的好处超过离婚的成本时，个人会选择离婚。离婚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即离婚经历的手续、花费的金钱和精力、离婚者所受的歧视和污名等；也包括机会成本，即所放弃的婚姻的效用。
当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时，离婚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往往都会下降，离婚的可能性因此上升。首先，传统社会由家庭所承担的各种重要的社会功能逐渐由市场和社会承担，个人从婚姻中可获得的经济利益下降，降低了离婚的机会成本。其次，结合社会学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对离婚的包容性逐渐增强，法律对离婚行为更为宽松，社会性代价和心理负担下降。物质需求在婚姻中的不可替代性下降，也意味着感情价值在婚姻的比例提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以下简称《专题报告》）统计了2016-2017两年间的民审一审审结案件显示，77.5%的夫妻是因感情不和而申请离婚，家庭暴力原因占14.9%。
此外，现代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强，人们的接触面更广，更有可能做出重新选择的行为。刘彬彬， 崔菲菲和史清华（2018）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村庄流动劳动力占比的增加，农村离婚率显著上升。在流动劳动力中，劳动力流出是导致村庄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流入对村庄离婚率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方向主要是城市，而流入农村的劳动力基本上也是村民。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他们接触到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巨大的环境变化容易改变流动者的价值观，打破婚姻匹配均衡，导致离婚率上升。相反，劳动力流入村庄对村庄离婚率没有显著影响。相比于流出到村外县内的劳动力而言，流出到县外省内的劳动力比例越高，村庄离婚率越低，流出到省外对村庄离婚率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流动距离在村外县内时，流动的劳动力与当地居民在文化、习俗和语言上差异相对较少，互动交流较多，这样的流动会降低搜寻新配偶的成本，提高离婚风险。随着流动距离增加，文化差距也随之拉大，村庄离婚率反而会降低。
女性个体意识觉醒：逃离低质量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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