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宏发布微博宣布离婚，专家：税收制度存在“婚姻惩罚”应创造“婚姻红利”(2)

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角色、观念变化，也正在改变家庭关系现状。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女性个体主义价值观形成，更多女性意识到要在婚姻中提出合理的诉求、捍卫应得的权利、行使平等的选择权。从价值观到经济分配上，都要求实现平等尊重家庭中不同的角色分工。王力宏前妻李靓蕾在离婚后即提出了重视全职主妇对家庭付出这一议题，“家庭中被分配到这个角色（全职主妇）的成员，不应该是理所应当永远没有经济能力或积蓄，而担任在外工作的那一方获得所有的利益和权利。这样会形成不对等的关系，也会让女性处于弱势，即便男生出轨或家暴也难以有话语权。”

如果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平等受尊重的婚姻，女性会更主动选择终止。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目前大部分的诉讼离婚是女性主动提出。根据《专题报告》，在诉讼离婚中，有91%的离婚案件为夫妻双方只有一方想离婚，另外一方不同意离婚。在2017年的140余万件离婚诉讼案件中，73.4%的原告为女性。

一方面，这显示出女性在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更低。有可能是女性过去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抚养子女、操持家务等责任，甚至全职主内；而男性则倾向于少承担家庭义务，或者完全主外而忽略了对家庭其他义务的承担。另一方面，也可能体现了现代女性对于婚姻质量的要求和期待更高，对于低质量感情的容忍度更低，一旦出现挑战婚姻忠诚度的事件，女性不再是妥协忍让的一方。同时，男女经济地位的平等，也使得女性更有底气主动解除婚姻。

重启婚姻：男女再婚的性别优势存在城乡差异

离婚既是一段婚姻的终点，也可以是下一段婚姻的起点。

虽然离婚人数和粗离婚率连年攀升，但处于离婚状态的人群占比在近二十年内上升程度较低，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离婚人群的再婚率较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处于离婚状态的人群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0.9%，而2019年，这一比例也仅为2.3%。在总结婚登记人数连年下降的情况下，再婚登记数和所占比例连年上升。2001年当年登记结婚人口中，再婚者所占比例仅为7%，2019年这一比例达到25%。也就是说，对于选择离婚的人群来说，对婚姻的需求并未变化，变化的只是人们对待婚姻冲突的态度。

男性和女性对于再婚选择差异较大，城乡差异明显。使用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数据分析发现，在离婚人群中，男性和女性再婚的比例分别为49.5%和59.3%，女性再婚率比男性约高出10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女性再婚率较高。一方面，农村男女比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农村女性在婚姻匹配过程中具有更多选择空间。另一方面，过去农村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甚至需落户在夫家，一个人较难生活。舆论和经济压力迫使她们尽快再婚。对于城市化率较高的发达地区，情况则截然相反。男性总体的再婚率则远高于女性。高颖和张秀兰（2012）发现，北京男性的再婚概率约为女性的2.4倍左右，且在时序上基本保持稳定。

从离婚男女各自的选择面来看，城市女性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虽然初婚者和再婚者均是潜在的婚配对象，但从北京市的数据看，婚姻市场对于初婚和再婚的匹配仍然存在一定的分割。再婚男性约有60%与离婚女性结婚，再婚女性则有67%是与离婚男性结婚。而离婚女性与初婚男性的婚配比例仅为26%，低于离婚男性与初婚女性的婚配比例37%约10个百分点。这表明离婚经历对于女性再婚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对男性的影响。

从年龄差来看，离婚后再婚的夫妻平均年龄差比初婚平均年龄差更大。其中，离婚男性再婚的夫妻年龄差为5.4岁，女性为3.2岁。与此相比，初婚夫妇的平均年龄差为1.8岁。也就是说，男性再婚可以选择的女性年龄段范围更大一些。

从教育程度来看，教育对于男性和女性离婚后再婚的影响是相反的。对于离异男性来说，学历高者更容易再婚。女性反之，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在失去配偶后倾向于再婚，而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由于就业和收入相对稳定，倾向于保持独身状态。男性离婚后再婚者中有65%以上的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比离婚后独身者的相应比例高出25%。女性离婚后再婚者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仅36%，而离婚后保持独身的女性中，66%均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离婚创伤：酸甜苦辣，各自滋味在心头

一个家庭的解体，必然会对分离的个体带来伤害。对于选择诉讼离婚的家庭，更是需要经历漫长的折磨期。在深圳，所有准许离婚的案件中，第一次起诉与第二次起诉、第三次起诉分别占比为14%、85%、1%，大部分诉讼离婚成功的人都需要经历二次诉讼，历时超过一年。此外，当案件的复杂程度和调查取证难度较大时，案件审理经历多次开庭、时间长达两三年甚至以上也司空见惯。

离婚后将进入另一段感情低谷期。Leopold和Kalmijn （2016）对德国的长期跟踪数据研究发现，离婚后夫妻幸福感都会有较大下降。已育家庭离婚后的幸福感下降更为严重，尤其对于孩子仍处于幼儿期的夫妻，幸福感下降得更多。但是，不论有无子女，离婚人士幸福感的下降都没有长期持续，在离婚后1年时达到低谷，此后开始上升，在离婚第五年后达到离婚前的水平。

由于婚姻对男性和女性生活的影响模式不同，因此离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也并不相同。婚姻对男性的好处主要来自于配偶的社会支持和连接，以及更健康的生活行为；而女性则主要是从婚姻中获得经济支持。与之相应地，离婚后女性经济状况相对于男性下降更多，男性的幸福感和健康则下降更大。Shor等人（2012）通过以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式分析了1995~2011期间关于婚姻破裂和死亡的研究，发现离婚和分居者的死亡风险比已婚人士高出30%，且对男性的影响更大，男性死亡风险增加37%，女性则增加22%。此外，婚姻破裂对于个体的伤害程度也与个体所在的社会环境、文化习俗等密切相关。面对离婚，男性更有可能表现出外化行为如酗酒，而女性更经常经历内化问题如抑郁。

虽然离婚本身伤害了人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但长期处于感情破裂家庭，比平静的单身生活更为不利，这对于女性的影响尤为显著。大量研究表明，与积极互动相比，冲突和相关的消极行为更能预测人际关系困扰和健康，不幸的婚姻同样有害健康。与支持型配偶关系相比，消极的配偶关系与抑郁症的关联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在不满意的婚姻关系里，女性会表现出更低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实验室研究也表明，在讨论与婚姻有关的冲突话题时，女性经历更多的生理痛苦，如内分泌和心血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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