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朱天：共同富裕里的“论语与算盘” | 驭势2021

理财鱼小提示：对话朱天：共同富裕里的“论语与算盘” | 驭势2021

经济观察报记者 高若瀛 印度的金融之都孟买，拥有世界第二大贫民窟达哈维，1.75平方公里居住着上百万人；而在中国的上海街头则感受不到孟买那样的贫富差距，但为何中国的的基尼系数比印度还高？

没有人会否认数据与真实之间可能的偏差。关键在于这种偏差有多少，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种偏差。

分析、比较不同国家与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数据，就在一定意义上为拆解这种偏差，提供了独特而有趣的视角。

作为比较经济学方面的学者，朱天就用这个方法论研究了20多年。他习惯通过比较数据来理解经济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第一芝加哥银行（现属摩根大通）做了一年产业分析师后，朱天就投身学术研究。如今，他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

他告诉记者，尽管中国的基尼系数名义上很高，超过印度，但若真去感知，他不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一定比印度更加不均。这样的判断是以对各个国家数据的含义及质量的理解为前提的，不同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基尼系数作为标准，还要看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聊起这些话题的背景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今年7月中国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终极目标和目的的“共同富裕”，被提上了日程。共同富裕的概念在舆论场中迅速崛起并在企业家中持续保持热度。

有意思的是，在朱天解析的基尼系数图景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了不同于这个单一数字所显现的“残酷”现实：通过比较各国收入分配的定义与度量，比较城乡与地区差异，比较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同一文化谱系的国家和地区，数据的意义变得丰富而多样。

但朱天担心：中国的收入数据公开得太少，质量也不高。如果没有数据的透明与开放，没有数据质量为依托，经济学者在做数据分析时，还需要靠“猜测”和各种外部印证，由此做出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力，无疑将大打折扣。

这是他作为学者的担忧，但同时作为商学院教授，朱天认为，商学院需要研究与共同富裕相关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同时也要引导企业家如何为共同富裕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此，朱天引用了日本现代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在其名著《论语与算盘》中的观点：儒家传统并不排斥取利，而是反对不义之财，主张义利合一，“论语”与“算盘”并不矛盾。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义利兼顾的价值主张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指引。

对话：

数据解码共富

“不要过度解读中国政策的变化，从而低估中国在政策上的延续性。”

经济观察报：你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增长之谜》一书中就曾提出，中国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而是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和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均。你怎么理解中央在当前这个阶段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朱天：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常用指标。2008年后，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开始稳定下来，但仍然较高。按照官方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9，现在大概是0.47，变化并不大。按照税后收入统计，中国0.47的基尼系数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欧洲国家一般在0.3以下，英美在0.3以上，美国是0.39，是西方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4以上，收入分配就很不均等了，例如拉美国家基本都在0.4以上，南非则超过0.6，大概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均的国家。所以我当时提出收入分配问题比经济增长挑战更大。

最近中央发文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非常及时，但我不同意有些媒体将其看成是政策方向上的变化。我们不要过度解读中国的政策变化，而低估了其连续性。其实在2005年时中央就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纠正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和共同贫穷的问题，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共同富裕不是大家一样富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要想所有人收入相等，那只能是共同贫穷。其实即使在贫穷的社会，也同样存在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所以共同富裕就是不能让贫富差距过大，要扩大中产收入人群，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准和福利。

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城乡差距，所以，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些具体政策就包括免除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对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影响更大的则是全面建立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所以可以说，在解决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问题上，国家已经有了不少政策。尽管如此，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程度仍然很高，公共福利水平也不令人满意。

前些年在收入分配上的政策主要还是集中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也就是脱贫问题，这项工作于去年已经宣布完成。所以，现在专门提出共同富裕的问题其实是很自然的，是对过去政策的一个延续。共同富裕的着重点当然也会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关注相对贫困问题。

经济观察报：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在收入分配上有哪些特征，收入不均程度处于什么位置？

朱天：从世界银行提供的基尼系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比印度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要高，但真要去感知，可能没有基尼系数显示的差别那么大。例如，印度的基尼系数是基于消费支出分配得出的，消费支出的分配不均程度自然比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要低很多，这是因为收入低的人群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高，而高收入人群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较低。所以中国和印度的基尼系数不具有可比性。印度最大城市孟买有很大的贫民窟，贫富悬殊的感受非常明显，而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我们感受不到那么大的贫富差别。

与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地区发展差距大，城乡差距也大。根据一些研究，地区差距对中国城镇基尼系数的影响可能有20%，对农村基尼系数的影响可能有40%。也就是说，同一地区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很可能低于0.4。另外，中国城乡差距不只是比发达国家大，也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农村人均收入大约只有城市的1/3，城乡差距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可能超过40%。所以，如果分别只看中国城镇或农村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35左右，而如果只看同一地区城镇人口的基尼系数，那就更低。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所感知的贫富差距不比很多发展中国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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