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国富论（下）——使帝国现代化
理财鱼小提示：王安石的国富论（下）——使帝国现代化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王安石的宋版《周礼新义》
构造举国体制，不能靠小农经济，靠什么？靠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自然不是小农经济个体相加之和，就像一袋子马铃薯。而国家说到底，也就是那个装满了马铃薯的袋子，但那袋子还不是经济体，还只是政治体，只能把土地与人口以政治的方式，用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
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就在这里，传统国家主要是政治体，经济因素比较少；而现代国家，除了是政治体，还必须是经济体，而且经济体占据主导地位。
这就使得政治从权力支配经济，转变成为经济的集中反映。国家利益从对土地与人口的追求，转向市场和贸易，表现为国家本位的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
十一世纪的王安石，早早地来到了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风口上，他除了从思想上返本开新，从周孔之教开出孔孟之道，还想从制度上回归，从秦制回望周制，从周礼开出《周礼新义》，从封建制的土壤里寻找现代性根柢，探索国家转型的契机。
我们看世界近代史，发现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封建制路径，一条是城市化路径，由此看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较之后来唐宋元明清，离现代化更近，也就是说，周制比秦制更有现代性，这也是中国变法总要复古的原因。
复古，孔子起了个话头，叫做“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吾从周”。复古，为什么要“从周”？说来话长，长到华夏文明国家起源的源头。
东西方历史道路，自新石器文化以后就开始分化了，从人类大同的新石器文化中走出来。以西亚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方，率先走向青铜文化；而以东亚两河流域为中心的东方，则从新石器文化中发展出一种高级的审美形态——玉文化。
当西方青铜文化在欧亚大陆上追求世界体系之时，东方玉文化与之融合，完成了这个世界体系，从而以王朝中国的方式，加入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古国系列，当之前三大文明古国相继衰亡时，经由玉文化改良的王朝中国便兴起为第四大文明古国。
西周周公制礼作乐，金声玉振，不仅在礼乐文明上完成了金玉良缘——青铜文化与玉文化的融合，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实现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结合，以封邦建国的天下观为标志，成为文明古国世界体系的改良者和集大成者，使古代进入古典。
那是一个元典时代，古代文明结集于此，形成诗、书、礼、乐、易等政教样式，被后世儒家奉为经典，还在三千年前，就有着如此完备的封建制的文明体系。放眼世界，这样的文明古国，难觅其二。而欧洲诸国之于封建制，则不但要晚得多，而且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城市文明被摧毁后，以文明倒挂的方式进入的，所以，欧洲封建制文明较之西周政教要简陋得多，但城市文明的因素却残留着伺机突破。
在封建制里，中国以天朝自居，居于文明的安乐窝，即便到了历史的转折时期，也只是在同一个文明体内进行改制，从周制改为秦制，以之缓解文明的危机。但周制，依然是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结合的国体，秦制则是在此国体上产生的一个新的政权样式，国体未变，仍从周。政体更新，分封改为中央集权，诸侯国变作郡县，秦制对于国体的承诺，便是一个更大的文明安乐窝，那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国。
这个样子有如玉文化之于新石器，乃新石器延伸，是对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审美的肯定，秦制之于周制，当亦如此，也是对周制的延伸，乃集权的大一统延伸。
因此，中国历史进程中就有了一惯例，一旦作为政体的秦制出了问题，通常也就回到作为国体的周制去找解决方案，《周礼》作为周制的代表，也就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教科书，王莽变法如此，王安石变法亦如此，康有为变法也还是这路子。
历史上，汉承秦制，为救秦偏，遂纳秦于周，使之合一，而有周秦之制。故其治术，亦以霸王道杂之，霸道为秦制，乃国之用也，王道为周制，乃国之体也。
汉之末，当秦制用尽，王莽返本周制，以古文经立新学，以变法开新朝，其业虽败，其国亦亡，然其势未衰，绵延至唐初，均田制、府兵制、六部制皆出《周礼》古意。至唐末五代，其势用尽，以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再现春秋战国故事。宋初返秦，集权更甚，尤于财与兵两面不敢放权，其时，定都开封，较之关、洛，唯一优势，即以运河为纽带，能更加集中财权与兵权。然，以秦制集权，其弊又现，以至于国富而积贫，兵多反积弱，故王安石变法，其欲改秦制集权方式，重启《周礼》，确立宋版《周礼新义》。
秦制之于经济活动本身并不参与，其作用于经济，表现为权力的支配，即通过支配人口和土地，征税，征兵，征徭役，来满足国家权力意志驱使官僚机器。
西方人的国家观念里有个利维坦，中国也有，叫做“饕餮”，它在秦制里，欲壑难填，天下通吃，吃到撑死，表现了官僚机器特征，其本性即是国家本质的反映。为苟延其性命，必戒其暴食暴饮，此之于民，即所谓“仁政”，司马光之流，于此立论。而王安石则不然，他不要饕餮节食之仁，而是要改变国家的饕餮本性，使通吃天下的吃货，向着“天下为公”的大锅饭转型，为“民以食为天”立个举国体制的大鼎。
国家向来不是生产力，可他却偏要使国家成为第一生产力，国家本来也不提供生产方式，像个装着许多马铃薯也就是人头税的大袋子，可他却偏要赋予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一个大流通和大市场的国家样式——国民经济，使国家转变为经济活动主体。
他没有发现那只看不见的手
这一转型，按照葛金芳《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海上丝路勃兴》一文的说法，是在“近世农商社会”中出现的，他说，汉唐时期，属于古代农业社会，呈现着“茅舍炊烟，春耕秋收，一派田园风光”的文明样式。他指出，在古代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之间，还有一种过渡形态，那就是“近世农商社会”，这个过渡阶段很长，起始于宋，迄于20世纪，长达千年，期间仍以农业为主，但在工商业蓬勃兴起的驱动下，提速了城市化。
如此划分，可以为宋代国家转型提供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坐标，但宋代提速太快了，城市化一上来就是高峰，文明的样式，很快就从田园风光转向了《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城市景观，一下子就达到了“增长的极限”——“近世农商社会”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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