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国富论（下）——使帝国现代化(2)
可宋以后，城市化便跌落了。自元、明、清三朝至近现代，都不过是城市化的重启与恢复而已。向着“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算起来也是近百余年来的事，当“世界工厂”出现于中国时，我们才可以说“现代工业社会”已大体建成，或正在建成。
关于这一点，葛文之中，亦有言及，他说：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工商业文明的快速成长，是否导致宋代经济结构发生了部分质变？其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汉、唐以来，单一农业经济已逐步转型，转为农工商并重，其过程甚长，若谓以长三角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区，从北宋中叶以后，就先一步呈现出农商并重的结构性特征，那么直至清末民初，中国沿海地区才转向以机器生产和市场主导为特征的现代工商业文明加速前进，直至20世纪后半叶，中国才从整体上进入现代工商社会。
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王安石就是“起了个大早”的代表，他早就进入现代化之域，却未得其门而入，何也？是因为他背负的国体太大，当他领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长途跋涉，来到现代化门口，那时，现代化初启，口径太小，帝国难以进入，这就有如耶稣说的“富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使帝国进入现代化国家，亦如斯言。
王安石之后，过了两三百年，欧洲国家也经由封建化和城市化两路，来到了现代化转型的门口，幸运的是，无论领主国家，还是城市国家，它们都很小，小到正好可以穿入那个现代化的“针孔”，“小的是美好的”，原本为企业立言，也对国家来说。
中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出现了新兴城市，那些城市，看起来很小，看上去也不雅，看不到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所见的繁荣景观，感受不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财富效应，但它们却有个显著特征，那就是自治性，自有其独立的法权和治权。
而“独立自主”的小，却是中国城市没有的，非“独立”，难成其小，非“自主”，难尽其微，故以小为美，惟微可贵，惟小惟微，方能握国家现代化缘起的机会。
退一步来看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在滨海小城搞变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明显，朝野上下均交口称赞，那时，他可以“独立自主”，所以他能成功，但鄞县小城，却没有“独立的法权和治权”，变法因他而起，他一走也就结束了。
而那东京汴梁，却是个小商品经济的美丽泡沫无限膨胀的躯体，胀到破灭为止。破灭前，那些泡沫们都以“兼济天下”自诩，而王安石就得带着它们转型去。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就表明，他的变法，不会戳破那些被宋朝“仁政”催生的泡沫，那些有如《清明上河图》一般讲究文化消费品位的民生主义泡沫。
好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他对泡沫的承诺，一加赋，泡沫就破了。这一点，他知道，司马光也知道，天下人都知道。可不加赋，还能变出什么“法”来？其中的奥妙，除了他知道，只有天知道，谁要他起得那么早！他必须忍受先知的煎熬。
他要做一个更大的局，把宋代所有的“仁政泡沫”都装进去。他认为，这个局，只能由国家来做，而不能从民间兴起，自发形成，那时，他还不知道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谁让他比英国的亚当·斯密早生了七百多年呢！
或问，他是那么深刻的一位思想家，难道他就看不到这一点？此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若非有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贸易，那“看不见的手”就难以开显。也就是说，在小农和小商品经济的格局里，有行政权力就可以操作，所以，不存在“看不见的手”的问题，而是强调与政权相关的“天命”，只有在行政权力管不到的地方，那里的经济不但正常进行，而且发展得更好，才会产生“看不见的手”的问题。
产生这样的问题，要有两个思想前提，一要承认“经济先于政治”，二要相信“市场大于国家”，这两个前提，在宋代都有萌芽，国都的选择，就是经济优先，而非政治挂帅。还有《市舶法》的出现，也将海外贸易从朝贡体系中划分出来。还其市场经济地位，这里面似乎包含了“市场大于国家”的意识，《市舶法》是以国家方式参与国际贸易。
除了思想前提，还要有现实条件，一要有大航海建立全球化大市场，二要有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增长。王安石太早，还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要到了亚当·斯密时，这两个条件才成熟，那只“看不见的手”才会伸出来，伸入人的思想，成为一个问题。
《市舶法》成于王安石变法时期，它比英国最早的航海法早了300来年，比英国《航海条例》——《扩大商船队和奖励英国航海条例》，早了500多年。但《市舶法》还是缺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海权意识，它只是针对国际贸易的国家内部管理问题，不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与竞争。而英国航海法则不然，其第一部，是冲着英、法战争去的，而《航海条例》，则是要与荷兰争夺海上霸权。这就使我们联想起唐、宋时期中国大航海，何以阿拉伯帝国与唐、宋两帝国海通了好几百年，却未有过一次像欧洲人那样的海战，以至于两大帝国之间，竟然和平得不知何谓“海权”？
西方文明为了争夺海权，从地中海打到大西洋，又从大西洋打到印度洋，从印度洋打到太平洋。打到哪里，海权就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变成了它的殖民地。
然而，在欧船驶入东印度洋之前，东方海域曾有过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两汉之于贵霜帝国，唐、宋之于阿拉伯帝国，陆行虽有冲突，绕不开国家主权，海通却畅行无阻，未受制于海权，那是一个从不打着“自由航行”旗号的真正的自由航海时代。
一旦“自由航行”的号角，从西方吹到东方，东方固有的自由航行就结束了。叫嚷自由，是因为垄断来临，而率先这样叫的人，便是荷兰人格劳秀斯，他在《论海洋自由》中发出了第一声呐喊，他是冲着葡萄牙人喊的，因为，葡萄牙人最早从大西洋来到印度洋，又从印度洋到了太平洋，其欲以国家主权姿态，君临印度洋，垄断中国海。
而王安石变法时，主权国家还未出现，人类拥有“海洋权利”作为天赋人权一部分而自明，所以，《市舶法》里没有“海权”。同一时期，欧洲城市国家，如威尼斯、米兰、弗洛伦萨等，也没有标榜“海权”，它们没有直通中国的航道，只能通过阿拉伯人与中国相关联，也有了现代性的表现，现代化的第一把火——文艺复兴，就由它们点燃。
那时，中国“四大发明”已传入欧洲，其中，造纸术和印刷术，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物质基础，指南针为大航海指引方向，而火药则催化了城市国家。当城市国家从南欧发展到北欧、从地中海沿岸沿着大西洋海岸伸展时，真可谓“船小好掉头”，它们一转身，欧洲便开启国家现代化转型，借了“四大发明”的东风，居然转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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