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最要紧：中产阶级的爱与怕
理财鱼小提示：钱最要紧：中产阶级的爱与怕
马向阳/文 在中国，到底有没有“中产阶级”（也有人称之为“中间阶级”，对应英文的“themiddleclass”）？在学术界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指标特征，学者们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个社会终究存在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幻象”，是不容置疑的。
之所以说是“生活幻象”，是因为这个阶级的确短暂地存在过。根据经济史学者黄英伟和袁为鹏的《民国中产阶级账本》，关于民国时期江南乡绅董士沅的私人生活研究，结合许多学者关于鲁迅日记中大量账本式私人生活的研究，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过，中产阶级作为当年西方思想的舶来品，的确成为了民国时期从文化领袖到普通乡绅的个人生活追求和自我形象定位。
鲁迅对身属“中产阶级”的自我界定，一直要等到他正式定居上海之后的41岁那一年。他在1932年4月30日夜编写的《二心集·序》中写道：“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诚然，鲁迅对自身“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定，并非基于更重要显著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定，更是关于一种社会形象的自我身份认同——即一种介于权贵阶层和底层大众之间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夹心饼”式的“中间阶级”。
中产阶级的痛苦大抵也源于此。在鲁迅自我意识到中产阶级定位的四个月前——1931年12月，鲁迅被从“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的职位上裁撤掉，这是他个人生活中的最后一个公务员身份，从此之后，他彻底转换成为一个靠码字为生的自由人。
在此四年前的1927年10月，鲁迅刚刚结束在厦大和中大的不满一年的南下动荡岁月，四顾茫然，生计无着，漂泊无依，不得已情形下，向同乡兼伯乐蔡元培求援，再表葵霍向阳之意。早在1912年2月，鲁迅经好友许寿裳推荐结识蔡元培，后者推荐他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在“社会教育司”当了14年科长，并一度聘请他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讲师。
当时蔡元培新任刚成立的“国民党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以爱才之举，蔡公再施援手，首批聘请吴稚辉、李石曾、马夷初、周豫才、江绍原五人为“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月奉300银圆“编辑费”，让他们可以从事自由创作。一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任教育部部长之命裁撤该编辑费，鲁迅领取了4年又1个月的“编辑费”，共计14700银圆（折合2009年人民币103万元）。
时局艰难，生计难继，鲁迅自己认定的“中产阶级”不免带有一点点自嘲。从1932年跻身“自由的中产阶级”开始，鲁迅为了谋取这点自由，开始了焚膏继晷的卖字生涯，不到5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八部作品合集（包括编辑出版了后来获得大卖的鲁迅、许广平通信集《两地书》）。一直到临终前的1936年10月17日，鲁迅还在伏案写作他最后终究没有完成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相比鲁迅，乡绅董士沅的中产阶级自由生活更没有好到那里去。根据学者黄英伟对《董士账本（1936-1942）》的研究，江南乡绅董士沅的活动区域多为南京、上海、宿县和武进县一带，1937年南京沦陷于日军之手后，这位商界主人不仅失去了月薪46元的工作机会，标志其生活水准的恩格尔指数，迅速从1936年的0.25（富裕水平）飙升到1938年的0.605（贫困水平），而且不得不通过改换住房、出售字画和减少洗澡修发等服务性消费，来维持生计。
动荡时代里，战争、疾病、以及任何一场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都会将中产阶级所允诺的自由击碎一地。
民国中产阶级账本
副标题: 体面地用好每一文钱
黄英伟 袁为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1月
爱自由，还是“伪自由”？
《董士账本（1936-1942）》的主人董士沅，是一位民国时期的乡绅，他是江苏武进人，经营着一家和粮食贸易相关的商号，位于安徽宿州市符离集镇，因商号总部在上海，他不得不常年奔波于上海、南京和符离集。如果仔细研读《董士账本（1936-1942）》中的每一笔花销记录和每一个数字，可窥见一位地方乡绅私人生活中的欲望和情感、社会交往和精神世界。
董士账本记录的时间始于1936年1月，止于1942年2月。从翻开第一页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位中年中产阶级生活的忙碌和哀痛。1936年2月14日，是账本主人母亲去世两周年忌日，他花费5元钱举行了一场佛事（大祥）。到了三月底（清明前后），他又专程回乡为母亲举行隆重的葬礼，安葬的直接花费为50元。
除此之外，其他相关的费用包括：路途往返车费11元5角、橘子、点心、香烟及黄包车费用等共1元3角，洗浴及车力费6角，回宿县车力、行李搬运费及茶水费8角，堪舆费用8元（付给刘博溪先生），晚间请刘先生用饭2元，以及这一年的十月十三日（阴历），为母亲举行除灵仪式花费了6元5角。
对于董士沅来说，这一年祸不单行。在专门回乡为母亲举行除灵的第二日夜里，1936年十月十四日（阴历），其父亲因与二弟发生口角（可能与除灵费用分摊等家中琐事相关），引发中风，第二日即去医院请许乐山大夫医治，花去医费2元、“车力、挂号、病原课”检查等费用1元，药费1元5角。主人感觉不妙，还在当时就购买了寿衣料和棉布，分别花去16元8角和1元5角。后来十六日（阴历）再请许大夫看病，花费2元，然而，其父最后还是未能治愈，于十月三十日（阴历）午时病逝，死后第三日即举行大殓。
账本主人写道：“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其心情可见一斑。
真是哀中年之多艰。账本主人在1937年的账本上，还特别记录了一段在回老家参加岳父葬礼后坐火车返回符离集的所见所闻及心情：“源因岳父举殡，回里办理安葬一切之事，事毕回符栈供职。由家至车站，天时阴霾，至站后不意大雪纷飞，一路之上，至南京下关时风雪未住，渡江至浦口站上车之后，雪略小。至天明时至蚌站，风雪已止，气候甚寒。至固镇站，天际红云朵朵，旭日高照，精神为之一振。源旅行往返，逢大学纷飞，为第一次也。”
短短一二百字，写雪后初霁的景象万千，写作者悲欣之际的心情转换，大有明清性灵散文的神韵妙笔，而人生如寄寓、悲喜化大浪，账本主人精神境界的自由意识和审美态度也毕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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