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能帮人规避风险吗
以前书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故事，说历史上灾荒年间，灾民会四处逃难，途中如果经过少林寺或者其他寺庙，肚子饿了可以进去喝碗粥，甚至住宿休整一两天，或者佛庙、教堂听到哪里遭灾，也会主动安排资源，前往赈灾。如此等等，看起来宗教的出现和发展本身似乎也是对缺乏金融保障的一种反应，就跟儒家家族组织也是对生存风险的一种反应一样。
那么，宗教真的能帮老百姓规避风险吗？如果孙挺的印象是准确的，宗教的保险效果到底有多大？哪些群体受益最多？尤其是，宗教跟金融市场之间在实际中真的是相互竞争吗？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方面的研究。
教会的保险效果
第一份研究是基于当代美国社会的数据，检验信教是否帮美国人规避消费风险和个人幸福风险，也考察教会保险对哪些群体更加重要。
正如你知道的，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的，各种保险产品、基金产品、借贷选择很丰富。那为什么美国人还需要靠教会网络隐含的非正式保障呢？
针对个人收入风险的金融交易，最头疼的是两方面担心：一是逆向选择挑战，就是收入风险低且风险好预估的人可能不会找保险公司买收入保险，而偏偏是风险高且不好预估的人更会买保险或其他金融产品，使金融机构注定要亏损；如果这样，没有金融公司敢卖保险了；假如他们因此而提高产品价格，那更会把风险低的客户挤走。再就是更头疼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你的收入取决于你的努力程度，如果保险公司给你提供收入保障了，你可能就会停止努力，反正有保险公司给你垫底。
所以，金融市场很难针对千千万万的个人提供收入保险，而一般性的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虽然具有保障的效果，但是这些金融产品的支付不跟投资者个人的收入涨跌挂钩，因此，除非你的财富很多、能做很多基金投资，否则，即使在目前的美国，金融工具也还是不能完全规避你的各种收入风险，包括失业、伤残、灾害、战争等风险事件。普通美国人还多少要靠家族、教会和政府福利来提供额外的风险保障。
可是，教会比金融市场更能解决好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教徒每周或者经常参与做礼拜和其他教会活动，给教友很多彼此了解、增加互信的时间，这些教会活动、教规和捐款对教徒来说当然是成本投入，但这些既是对未来的保障投资，也是创造机会让教友更多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让他们更好判断你未来收入风险的高低，监督你是否会浑水摸鱼、只搭便车等等。换句话说，教会活动虽然花费很多时间和做出各种付出，但好处是帮助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减少隐形交易成本，这使教会在有些情况下比金融市场更能解决跨期交易的挑战。
那么，信教带来的实际保险效果如何呢？哈佛大学的Luttmer教授和两位合作者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研究。他们使用了1985-2000年间4.4万多美国人的收入与消费数据，以及1987-88、1992-94美国两次幸福感调查数据。他们的分析显示，如果家庭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那么，家庭消费平均会下降0.115%。但是，对于信教的家庭来说，他们的消费平均只下降0.069%，也就是说，信教家庭的消费会更加稳定、应对收入下降的能力更强。
这里，你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消费风险完全被规避掉了，那么，不管收入下降多少，他们的消费都不会下降，消费对收入波动的敏感系数为零。从这个意义讲，这三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美国人信教能带来40%的消费保险效果，因为信教家庭的消费对收入波动的敏感度要低40%！
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对哪些群体最重要呢？他们发现，对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高中以下的白人，宗教的保险效果最高，达52.4%；而对于至少上过大学的白人群体而言，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效果仅28.3%，要少很多。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读书多的人，收入也高，所以，靠参与教会获得消费保险的必要性要低。的确，对于人均年收入不到1.5万美元的家庭，信教的消费保险效果为68.7%，而人均收入高于1.5万美元的家庭，保险效果为20.6%。还有就是，金融资产多的家庭，通过信教得到的保险效果会越低。从这里，你也能看到为什么收入低、受教育少的人更会信教，因为他们从信教得到的保险好处显然更多。
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对于美国的黑人群体而言，信教带来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幸福感保险方面。对他们来说，收入下降时，消费也会下降，但信教并不明显减少他们的消费冲击；可是，当收入下降冲击幸福时，信教的黑人家庭受到的冲击会少64.9%，也就是说，教会让黑人家庭的幸福对收入波动不那么敏感，而不信教的家庭却得不到这种庇护。可是，信教带来的幸福保险对白人不明显。
幸福保险为什么对黑人更显著呢？原因可能在于，当年18、19世纪黑人被从非洲卖到美国南部做黑奴，一开始在收入和地位都很低，所以，对物质消费的偏好就不高，淡化对物质的诉求，但教会活动可以给他们带来归属感和精神支柱。因而，当收入受到冲击时，黑人家庭虽然从教会得到的消费保险不多，但教会提供的情感支援与幸福保险极为重要，而不参与教会的黑人得不到这种幸福保险。
实际上，两位匈牙利学者利用多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发现，信教的人承受失业、离婚、丧偶等负面事件冲击的能力强，也是教会提供的幸福保险，缓和精神受打击的程度。
印尼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
另一份研究是芝加哥大学研究员Daniel Chen（2004）做的，他使用印尼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研究伊斯兰教提供的保险作用。印尼总人口2.3亿，87%的人口为穆斯林，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卢比疯狂贬值，由1美元对2400卢比跌到1美元对16000卢比，食品价格上涨1.61倍，大大冲击印尼人的生活。那么，印尼家庭是怎么应对金融危机的呢？金融危机之后，印尼人信教的程度是否有明显变化？
陈博士的研究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对信教的家庭的消费冲击小于不信教的家庭，宗教机构帮助平滑消费冲击的效果明显。更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人均非食物月消费每下降1美元，这家人参加《古兰经》读经班学习的次数就会增加2%。由于金融危机后，人均月消费下降3美元，因此，参加《古兰经》学习的次数平均增加7%左右，说明金融危机显著增加了印尼人新教的强度。金融危机中期，大概61%的印尼家庭参加《古兰经》读经班，到危机之后的199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71%。
另外，金融危机之前，18%的家长让孩子在伊斯兰学校读书，但危机后上升到30%。事实上，伊斯兰学校比世俗学校贵很多，而且课程没有很好的持续性，学生随时可以加入或退出学校，也可半工半读，学习效果不如世俗学校。只有希望孩子变成虔诚的穆斯林的家长，会将子女送去这里。这也证实金融危机后宗教信仰强度显著提升了。
这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经常性地遭遇灾荒或金融危机，每次风险事件后信教的人数便会增加。日积月累的结果，这样的社会里信教人数占比必然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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