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养老困局：一个最大的养老刚需市场，为什么迟迟做不起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共14.1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1.9亿，占13.5%，相比1991年增加了1.22亿人。
在高龄少子化的快速演进中，医疗护理等社会支出日益沉重。当家庭规模日益缩减，“养儿防老”成为过去式，“谁来照料”的问题避无可避。
多年来，中国试图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养老服务体系。
早在16年前，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就率先提出了“9073”养老模式。4年后，北京提出“9064”。这两个数字，成为日后养老服务体系设计的风向标。
按照这一规划，90%老人将在家中养老；7%老人依托社区养老，3%或4%老人会在机构养老。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确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框架。近两年的政府文件中，关键词已经悄然转变为“机构为补充”，更多的空间留给了居家。
从市场反应来看，重资产、集中度高、最为刚需的养老机构最先获得大型房地产和保险公司的青睐。
但理应占据养老服务市场90%份额的居家养老，却迟迟无法发展起来。
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我国仅有5.4%的失能老人可以在家中获得来自医疗护理机构、养老机构、家政服务机构以及其他个人提供的照料。
有学者做过测算，中国长期护理费用2030年将突破10000亿元，如果没有长期护理险分担风险，这一大笔费用将压垮无数个家庭。
随着需求端的老年人口猛增，供给端的服务人员数量却出现断崖。作为养老护理团队核心的50-60岁农民工女性，早在2016年就开始出现负增长，不少人辞职回家帮忙带孙辈，有经验的人也更愿意转做月嫂、保姆。帮忙回家带孩子。年轻一代的护理专业毕业生，显然不愿意进入这一行业。
吸引老人购买养老服务的是服务质量。如果养老护理员不够，不仅机构服务质量堪忧，不断上涨的人员成本，也让从业者面对分散的居家市场望而却步。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如此庞大的人口老龄化，此前我们没有过任何经验，相应的医疗养老资源和社会保障制度，显然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中国式养老，路在何方？
居家养老，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五楼的旧房子内，70多岁的瘸腿老人张爱华，已经一周没有吃过东西，她无法下楼，实在饥饿难忍，就用开水泡茶叶，一把一把地嚼。两个儿子在不同城市打工，母亲饿了，同在昆明的小儿子就点外卖一次性送来三四天的量，母亲生了褥疮，小儿子通过外卖送来消炎药膏。
一千多公里外的广州，住在远方的子女联系不上老人，想通过外卖小哥看看家中独居老人，却发现老人倒在浴室，已经离世。
即便生活在城市，老人既没有家人陪伴照料，也没有钱寻求专业养老服务的帮助，只能被困在家中，甚至无法称之为生活。
子女奔波在外，根本无暇顾及家中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城市，至少有专业机构提供养老设施和护理服务，只是在支付价格面前，有潜在需求的老人们被挡在门外。在家养老，被迫成为多数工薪阶层家庭更为实际的选择。
全国老龄办公布的42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一线城市的老人失能率仅在2-3%左右，而按全国总体数据来看则是14-15%，城乡间的巨大差距，意味着按高低线划分城市后，“9073/9064”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形态。
如果说一线城市是中产焦虑的放大，广袤农村上演的是更沉重的现实。这些老人一辈子务农或是打零工，没有医保和退休金，使得他们的老年生活因为经济因素陷入另一重困境。他们没有钱，也不会像城市老人家里那样讨论“什么时候上养老院”，对于老年生活的最高要求不过“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能吃上热乎饭”。
无论是养老服务体系强调“以居家为基础”，还是现实中老人们的居家困境，都映射出居家养老的必要性，但恰恰是居家养老没有做起来。
居家养老概念的提出是在2008年。国家层面很早就认识到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视之为一项日趋尖锐的养老服务难题。此后数年，上到全国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下到各地出台的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居家养老作为关键字眼从未缺席，但始终是“政策不落地、企业不愿进”。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指出，养老服务体系不是凭空构建一个漂亮的“大厦”，而是要真正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即让养老服务体系能够落地。
养老院，往往是人们听到“养老行业”时首先印入脑海的词汇。作为养老事业的机构，最早承接了政府的保障兜底职能，属于“雪中送炭”，近年来房地产、保险公司打造的高端活力社区是“锦上添花”。
当初看到美好图景疯狂涌入的从业者逐渐意识到，养老是一个投资回报周期极长、赚不到大钱的行业，热潮过后，人们转而关注轻资产、周期短、人群基数大，又受政策鼓励的居家养老，希望以此试水。
在整个自上而下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分散的居家服务需要找到社区作为支点，以此辐射周边老人。
北京自2016年后推动“三边四级”养老服务体系，四级之中，第三级是街道层面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指导居家养老服务，最后一级是社区层面的“居家养老服务站”，直接向老年人提供面对面服务。
乔晓春团队在北京市养老服务体系调查中发现，很多人都愿意承包或者管理提供机构服务的照料中心，但是不愿意管理直接提供居家服务的驿站，最后只能允许驿站同时发展两者才能发挥指导居家的作用。
对于家庭而言，如果老人完全失能，机构是最能解决刚需、也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只需要部分协助，理论上一周数次上门的服务成本更低，但节俭惯了的老人没有掏钱购买服务的概念，也不习惯接受上门照护。
“如果是老百姓自己出钱就很难，因为老年人不愿意出钱。但如果政府愿意投入，市场一定会介入。”乔晓春分析，老年人支付能力决定了“上天花板”，居家养老成本决定了“下天花板”，当中的空间差距需要政府来补，“政府如果不出手，这事永远做不成。”
只能靠长护险支撑上亿老人的养老需求吗？
养老行业的热是毋庸置疑的。曾经有养猪场主找到安睿福祉合伙人王悦咨询，“我有一个养猪场，能做养老院吗？”
跨界养老背后，是人们看到了“2018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2.49亿”这些数字，看到了数字背后的市场规模和增长空间，看到了政府出台的用地优惠、财政贴息、税费减免等利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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