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上没有惨案，电影院里有
一个作家，她创作的小说，全球累计销量20亿册，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全集》。
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赫尔克里·波洛，是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布朗神父、艾勒里·奎因、江户川柯南齐名的大侦探。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以优秀推理小说IP改编的影视作品都是全球票房的保障，前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后有《嫌疑人X的献身》《利刃出鞘》。虽说未见得每个都是票房爆款，但起码都能破亿，算得上旱涝保收。
不过，第三次被改编成电影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截至发稿，全球票房仅有7800余万美元，作为2022年春节后国内首部进口大片，豆瓣评分仅有6.0，国内票房刚过4400万人民币。
《尼罗河上的惨案》2022年版
在多半差评的评价下，大家才发现，尼罗河上的惨案，没有电影院里惨。
满分剧本，糟践了
从原著在全球受欢迎程度上来看，《尼罗河上的惨案》着实可以算作满分剧本了。
人物多样，相互勾连，丝丝相扣，在游艇上发生了三起命案，最后由波洛抽丝剥茧揭开真相，从文本上看，是个不可多得的“本格派”推理佳作。
正因如此，1978年上映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受到了全球观众的推崇，而首次饰演赫尔克里·波洛的英国演员皮特·乌斯蒂诺夫以其鲜明特点的“胖波洛”，成为了该形象难以逾越的标杆。
《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年版
或许是因成功出演热门侦探剧《维兰德》而尝到了推理题材的甜头，2017年，英国演员兼导演肯尼思·布拉纳便自导自演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另一部大作《东方快车谋杀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上映后，肯尼思·布拉纳不幸遭到了原著粉和观众的“集火”。观众认为他由于太想摆脱皮特·乌斯蒂诺夫的影响，反倒塑造新波洛中用力过猛，虽然有约翰尼德普甘愿扮演尸体相助，但大众仍然在评价上达成了一致：“这剧本糟践了”。
几年后，肯尼思·布拉纳卷土重来，这次他看上的是《尼罗河上的惨案》。
从文本结构和故事逻辑上来看，《尼罗河上的惨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有相似之处，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行进着的交通工具上。虽然大致遵循“暴风雪山庄”的规律，但又和普通山庄或密室不同，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行进状态，为读者和观众带来了更高的压迫感和紧张感，更容易代入到剧情中。
可以说，小说文本自带的节奏，已经给影视改编提供了非常好的抓手。
《尼罗河上的惨案》2022年版
和剧情片、爱情片、喜剧片不同，侦探题材的影视作品在节奏上尤为重要，以往的改编作品，开篇几乎没有太多赘述便进入了剧情，而2022年的这部作品前半部分很大篇幅在介绍波洛的情史，以及其标志性八字胡的来历。
除此之外，在为了观影流畅性大肆删减人物角色后，不仅故事的冲突感被降低，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时代背景的沉重感也消失了。这对于推理题材作品来说，无异于“自废武功”式的打法。
与此同时，原著中习惯凭借人物细节肢体语言和神态揣摩人物内心的大侦探波罗，成为了毒舌碎嘴，凭借“基本演绎法”搜证的福尔摩斯，再加上强行加入的情史、回忆与暧昧戏份，使得一个外表不羁内心热情的聪明侦探，沦落成了心理不健康还带有强迫症的古怪老头。
至于那些因为政治正确而加入的少数族裔面孔和同性恋仆人的戏份，就更加是无效内容了，这种无效内容在当下或许有据可依，但是放到小说创作的1937年的时代背景中，只会显得荒唐且不可理喻。这不是政治正确，而是无视历史。
整部电影的光影设计、服化道、乃至演员表演都纷纷呈现出了一种舞台剧的质感。片中不少镜头，如尼罗河、金字塔、法老像等，单拿出来都颇为考究，当壁纸都不违和。但这些在影片硬性标准缺失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赢得观众的好感。
《尼罗河上的惨案》2022年版
电影时长在两个小时左右，可大量镜头并没有集中在与命案相关的信息，而是在派对歌舞和风光美人上游走。这不仅让观众疑惑，自己到底是看了一出舞台剧，还是“推理巨作”？
从“本格派”到“社会派”
“本格派”推理小说，又称为古典推理或者传统推理，其以逻辑至上的推理解谜为基础，搭配险离奇的情节与耐人寻味的诡计展开情节，常见的有密室、孤岛等诡计类型。
不过，由于诡计类型终究有限。有读者调侃道，推理小说的尽头是黑社会和政府，当福尔摩斯碰到黑帮大佬莫里亚蒂，立即无计可施，因为这并不是单纯的动脑筋推理就能解决的问题。
于是随着时代发展，侦探小说也开始“与时俱进”，到了20世纪中后期，所谓“硬汉派”开始崭露头角。这些作品中，破案不再是核心内容，更多是为了借某一案件来影射时代症结和人们的精神危机。
1973年《漫长的告别》
据《新京报书评周刊》总结，推理小说一路从爱伦·坡、柯南·道尔发展而来，硬汉小说则是从海明威这一批作家发扬，“硬汉派推理”正是两者在历史舞台上交汇而诞生的产物。这一类型中，以雷蒙德·钱德勒尤为著名，其侦探小说脱离了单纯的消遣读物范畴，是少有的能够进入严肃文学殿堂的作品。艾略特、加缪、钱钟书都对他推崇备至，村上春树更是他的头号书迷。
雷蒙德·钱德勒之所以能达成此成就，主要还是因为其笔下的侦探马洛为一个社会命题提供了答案：如何在道德普遍崩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尽可能维持住个体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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