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陈玉宇：让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比关心收入差距更重要
理财鱼小提示：北大教授陈玉宇：让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比关心收入差距更重要
出品 | 搜狐商学院
编辑 | 徐小奇
12月18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23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线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在会中介绍“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支持计划”。
陈玉宇表示，“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意在寻求如何通过经济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来更好地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坚信，通过前分配阶段的良好设计的政策，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禀赋，从而提升其收入，既有利于减少不平等又有利于效率。”
陈玉宇介绍，北大光华“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接下来将聚焦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低收入人群健康，金融教育，消费者行为，文化价值与行为模式，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本的培养等领域的研究。
“没有人不想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关心的重点应该在于如何让收入较低的群体能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不是关心收入各个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陈玉宇说。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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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发起成立“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
“经济学家有句话：Productivity isn't everything, but in the long run it is almost everything.”
陈玉宇谈到，在经济学家眼里，做大蛋糕、追求效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几乎是最重要的，目前，这方面有非常多的研究，但是在“共同富裕”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陈玉宇表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起成立“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是因为坚信一个良好的政策设计，一定能够在不减少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改善人们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不公平、不平等。实验室希望通过良好的政策设计，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并通过政策中蕴含的学术思考和政策在现实中的实践，达到效率提升与共同富裕的双重目标。
在谈及社会各界对于“不平等”的讨论时，陈玉宇表示：“经济学家、社会各方人士对这个概念的争议是非常激烈的。经济学家中也有一些人强调经济增长，他们曾经提出这样的说法：没有比思考经济不平等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更有害的事情，因为一旦谈到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减少不平等，各种极端的主张就会涌现出来。”
但是真的如此吗？陈玉宇表示，光华管理学院设立“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就是希望通过学术上的研究寻找答案，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陈玉宇用简洁易懂的理论解释了可能的收入分配选择。
如果将社会上的群体简单划分为穷人和富人，那么社会上的收入分配有以下几种可能的情形：（1）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完全相等；（2）相比上一种情形，穷人的收入进一步增加，直到达到最大化，此时富人的收入比起之前也有所上升；（3）穷人和富人的平均收入达到最大化，此时相比上一种情形，穷人的收入有小幅下降，而富人的收入则有更大幅度的增加，使得二者的平均值最大；（4）穷人收入进一步下降，富人的收入上升直到最大化；（5）穷人的收入下降到最小化，富人的收入相比上一种情形也有所下降。
此时如何选择呢？很少有人会选择（1）这种完全平均的情况，因为此时只需稍微容忍富人提高收入，穷人的收入也会跟着增加，这是“帕累托改进”，使得所有人都会变好，直到情况（2）中实现了穷人收入的最大化。（2）即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追求的“正义”的分配。
此时，追求经济效率的人就会思考，尽管我们这个社会不喜欢不平等，但如果让富人的收入大幅增加，穷人收入小幅下降，让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得到提升，是不是可以接受的呢？所以这些比较追求效率的人的选择则可能介于（2）和（3）情形之间。选择情形（3）的人们持有观点是“要做大蛋糕，至于分配给穷人还是富人，并不关心”，因此他们会选择这种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情形。
第（4）种情形和第（2）种对应，意味着富人收入最大化。第（5）种情形意味着穷人收入最小化，它也不会被选择，因为此时情形（4）是它的“帕累托改进”。
实验室正是想在这些可能的选择中，寻求如何通过“帕累托改进”的方式促进收入分配平等。我们坚信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和实践能够做到这些。
陈玉宇还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收入分配情况的变化趋势。从1920年代到1980年，一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南非、阿根廷、印度、中国）收入排名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但在最近40年，这一占比则持续上升，收入不平等的局面日益严重。然而，也有一些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荷兰、丹麦、日本）的收入分配在近40年来仍然较为平等。在过去40年和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依然要面临着不平等的挑战。经济学有一个核心的理论贡献叫做“creative destruction”，它的含义是说技术进步本身有两方面的力量，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破坏性的，比如有了电商，线下的生意就会受到破坏。这种两难的选择在这个时代的技术背景下，也许会变得更加棘手。与此同时，不同群体在收入分配上的选择也会更加困难。
那么如何思考不平等的问题呢？陈玉宇对此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首先，没有人不想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关心的重点应该在于如何让收入较低的群体能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不是关心收入各个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应该追求什么的平等？如果只去平等收入，那么就无法协调大家的努力程度；如果只说要平等机会，那么贫穷家庭出身、没有获得良好教育资源的孩子，如何能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拥有平等的机会呢？这些都需要建设性的思考，逐步地去解决。最近关于共同富裕，中央政府提出了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场分配，第二次分配通过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调节收入，第三次分配则鼓励全社会形成关爱和关心社会事务的氛围，通过个人努力促进社会普遍繁荣。以上这些都是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效应，但是现在我们想提出“前分配”的效应。在人们进入市场时，带着自己天生的、家庭和成长环境带来的种种禀赋，和这个时代的技术相结合，在确立的制度背景下，参与市场活动并形成一些分配结果。我们坚信，通过前分配阶段的良好设计的政策，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禀赋，从而提升其收入，既有利于减少不平等又有利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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