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世的有限与超越——《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的世界理性(2)

那么，现代人生命中的超越性又何以可能？中世纪的超越性源自信仰，它贬抑有限的俗世肉身，将超越性寄托于彼岸，有限与超越看似不相容；然而现代人的超越性，反而正是被这有限性所激发。动物贫乏于世界，猪生有限却对此无觉无识；人觉悟了这种有限性，它却成了超越自身的契机。世界理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常呈现为契机，而非持恒的原则，它询问可能性，而不太强调确定性。对确定性的追求内含了对持恒性的追求，亦是将诸事物与诸力量结成稳定构造的前提。确定性在时间上意味着可预期性，然而世界理性的思想契机却是易逝的；确定性以主体间的“共知”为标准，然而世界理性的契机仅在可能性上向一切人敞开，却不确定具体各人能否因此契机而有觉悟，尼采说他的哲学“为一切人，又不为任何人”便是此意。对于转瞬即逝的契机或个人体验而言，重要的是可能性而非确定性。

在歌尔德蒙的流浪生涯中，“无产”既是生存的危机也是“不执于”财产的契机；在对生命与美之易逝的感悟中，“虚无”既是一次危机也是艺术创造力的契机；在尼克劳斯师父的雕塑工坊里，宗教真理的失落，既是沦为技术的危机，也是再次出发走向神秘的大地之母的契机。

纳尔齐斯如是谈论科学的本质：“没有什么比确定差别更重要，科学就是辨别的艺术。举例说，你在某一个人身上找出一些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这就叫做认识了他。”——为了避免混淆和错乱，我们必须作区分，你要知道一件事物是什么，就必须能说出它不是什么。追求区分与追求清晰是同一回事，久而久之，思想者也就将自身与世界区分了开来。对清晰性的追求，往往诞生于内心不属于他的周遭的人，力图以清楚明确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纳尔齐斯是一名爱上帝胜过爱俗世的中世纪修士，但其实这个道理在每个时代都成立。尼采将现代科学视作苦行僧理想的后裔，纳尔齐斯一定会同意，因为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生活形式中的虚无危机，他明白自己的危险是“窒息在没有空气的太空里”。

然而事物并不仅是它区分于其他事物的诸特性，还有一些无法说清道明的印象和体验，只能在某一瞬作为“契机”引出觉悟。海德格尔曾带着深刻的偏见说道：仅关注事物与外部的区别与关系却对“事情本身”漠不关心的态度，那种保持理论静观距离或审美距离的态度，即“自由主义”态度，并把自由主义与形而上学或技术之思相连（海德格尔习惯于把他批判的所有思想归为同一种思的不同面相）。在歌尔德蒙眼中，区分并不重要，分娩的产妇、欢愉的爱者、痛苦的死者的脸部线条是那么相似，都是“母亲”的不同面相，都是寻回那神秘的人类之母的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歌尔德蒙的这个观察，暗合了弗洛伊德在《三匣子的主题》中关于母亲、妻子和作为大地之母的死亡的观点，差别在于弗洛伊德毕生企图建立一种心理科学，而黑塞不认为这是科学的道路。纳尔齐斯说，歌尔德蒙幸亏没做学者，否则他只会成为差劲的学者，即神秘主义者。为了让歌尔德蒙充分地成为他自己，诗人黑塞甚至没有让他从事诗的艺术，而是从事雕塑，这或许是因为人的塑像是世界上最沉默的物；凡是在有语言的领域，纳尔齐斯式的概念理性就会占据优势地位，正如这本小说本身必然是在清醒的反思中写下的。

纳尔齐斯重视歌尔德蒙这个人胜过一切人，但是他说，他不重视歌尔德蒙的思想，因为那不过是一个孩子的思想；每当歌尔德蒙思想，他就不再是他自己；甚至当歌尔德蒙告解忏悔，纳尔齐斯也没把它看得太重。纳尔齐斯是一个不太宽容的人，他从未偏爱过任何一个不够智慧的学者或修士，哲学家爱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人性所能企及的理想；正是这种爱坚定了价值的尺度，才能公正地对待现实中的人。他的爱从未超出过他的公正，从未有损于智识生活的严格。只要走上了这条路，就必须做到彻底和极致。半吊子的理性最有害，哲学只关心那些最基础的原则性区分，须步步为营，容不得一脚踏空，其道理折损一寸即是前功尽弃，后退一步就是后退无穷。然而对学者非常严格的纳尔齐斯，却对使用形象而非语言的歌尔德蒙格外宽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条路并非生命的唯一道路：哲学的尊严与力量源自于天衣无缝，却存在着另一种人，他们的美反而在于宽松活络；哲学追求的是密不透风，但也有另一种生活，却是疏可走马。

纳尔齐斯说：“人当然可以不经由想象而思考……思考不借助形象，而借助概念和公式。”这是一种抽象的、疏离的理想。只有当我们退至足够远的距离，才能够整个地看清某些巨大的真理，只有在抽象而出的反思中，世界的诸原理才能够被整体地把握，不因诸现象的无穷差异而迷失，亦不为其无尽争执所左右。纳尔齐斯曾说：他如果没有来到这修道院，他的天性会令他成为法官或政治家。这是因为概念理性，甚至它赖以思维的逻辑，本就是为贯通统摄而被勾连呈现出来的。

与之相反，歌尔德蒙正是一个完全活在现象中的人，他反而觉得非形象的思想才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切近与遥远、熟悉与陌生之区别是根本的，他的世界始于周遭，其余一切皆是从此时此地延伸出去的。视角或透视法产生的近大远小绝不是一个幻觉，流浪汉只与切身之物打交道，而有产者的财产是一种抽象的法权关系，当这种“外在于人的东西”反过来支配并限制了人，出现了“异化”，歌尔德蒙就逃离了它。马克思要以创造和享受而非占有的态度对待物质，正是因为创造与享受是直接的，而占有是抽象的。海德格尔反对以技术态度对待物，而技术态度也是抽象的。抽象的关系是世界理性所陌生的（共产主义的底层逻辑：当开端的创造和终端的享受不协调，一定是中间抽象的政治经济环节出错了）。歌尔德蒙从未走入抽象概念的世界，他会赞同尼采：如果将永恒不变等同于真理，将转瞬即逝等同于假象，那么“假象比真理更有价值”。作为雕塑家，他也会赞同尼采对希腊人的赞美：“知道如何生活：勇于停留在表面、褶皱、皮肤上，崇拜表象，相信形式、声音、词语……希腊人是肤浅的——出于深刻！”

无论是纳尔齐斯抽离于诸现象的概念理性，还是歌尔德蒙的世界理性，都日用而不知地运行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经由永恒的理论静观而达到的，和受转瞬即逝的契机所启示的，都是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逻辑与爱欲、无限与有限、永恒与瞬息。一边是追寻真理的灵魂的浩瀚超拔，另一边是横渡存在的午夜荒原的勇敢坦荡。纳尔齐斯所代表的概念理性已经能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知识和正义，世界理性又有何重要？正如歌尔德蒙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没有她人就不能爱，没有她人也不能死。海德格尔将形而上学历史解释为对存在的遗忘史，并试图寻找“另一种”思的形态，或“非形而上学的思”。然而海德格尔亦无力寻回它，只能在荷尔德林的诗中隐约听见它的呼唤，甚至对其命名也只能是否定性的“另……”或“非……”，这仍是经由区分给出的抽象规定。同样精于区分之道的纳尔齐斯也只能告诉歌尔德蒙：你和我是不同的，你遗忘了你自己！而歌尔德蒙必须离开修道院，用一生去找回他记忆中的母亲——世界夫人——直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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