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李晓江：公园城市建设的核心命题是什么？
人口还在向城市聚集。到2035年，中国超大特大城市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优化调整城市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3月16日，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住建部联合印发《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对探索“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实践”和“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什么是“公园城市”？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该示范区承载了怎样的全局意义？在探索实践中，成都这座新晋超大城市如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下称“NBD”）专访时表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的核心议题，为此必须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实现共同富裕。
在他看来，成都未来不是要建一个“低水平的公园城市”，而是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但同时资源环境消耗不再增加，碳排放不断减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这才是最和谐宜居的公园城市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探索的大潮中，“公园城市”是其中一种类型，同时还需要若干不同类型的试验和示范。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必须解决发展模式问题
NBD：截至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超9亿人居住在城市。在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城市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李晓江：我一直把中国的城镇化解读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红利很多，经济发展很容易，一个策略各地都可以用，一种路径大家都可以模仿。这是“上半场”的特点，因为发展条件好、机会多，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能量一下就释放了出来。这个阶段，我们的发展目标比较单一，就是经济增长。因此也走的是一种粗放的、野蛮发展的路径，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问题重重，越积越多，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和发展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深刻的背景在于我们的发展阶段变了。到了“下半场”，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了一个核心命题，为此必须处理好两个大问题，首先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必须从野蛮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如果继续用前一种模式，给中国三个地球都不够用，所以“双碳”目标虽然是一个大难题，但却是必由之路。第二，必须解决人的问题，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解决人的更好的发展问题。
我们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一个是发展模式的陷阱，另一个是社会公平的陷阱。把这两个问题聚焦在一起，第三个问题就产生了：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发展环境和越来越高的发展要求，必须从传统的“管理”转向“治理”，多部门、多领域参与，社会、市场、政府一起努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NBD：提出“公园城市”建设，希望瞄准解决哪些现实问题？
李晓江：十九大报告重新描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好生活上升到了发展目标的第一位。一个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社会，必然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多元。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还有大量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解决，要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改变发展模式，改变发展价值观。“上半场”的快速发展付出了环境的、社会的代价，留下了巨大的历史欠账，现在其实是一个“还债”的阶段。
所以从生态文明建设到“两山”理论再到“公园城市”的提出，我认为都是为了解决城镇化“上半场”遗留的问题，让“下半场”走得更好。
探索山水人城和谐相融 不是建一个“低水平的公园城市”
NBD：发展模式具体应该怎么改？尤其是21个超大特大城市，要想更高效地集聚经济和人口，未来该向何处转型？
李晓江：大城市一直有天然优势，它的规模效益、聚集效应带来了多样性、多元化和多机会。越是大城市，人越容易活下来，越有发展机会。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大城市产生了大量污染、公共资源短缺、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问题，治理“城市病”始终是一个大课题。
这一轮城市转型，我们看到至少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北京模式”，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后，工业、批发业从北京撤出，建设北京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等，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第二种是“成都模式”，主动调整自己的空间结构、发展模式来克服发展门槛，从“圈层式”发展走向“组团式”发展。我一直认为，跨过龙泉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却是长远利益所在，它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保护都江堰精华灌区——中国最高水平的三个人工水网地区之一。
中国很多城市的发展都是“摊大饼”，从经济上考虑，这是效率最高的一种形态，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比较大。“饼”摊得越大，热岛效应就越强烈，能源消耗就越多。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意味着城市发展不能再以大量牺牲、占用、消耗自然资源为前提，这是肯定的。
接下来，中国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走一条经济社会继续发展、但资源环境消耗不再增加的道路。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的经济还在增长，人均GDP、人均收入还在提高，但它的人均能耗、人均资源消耗在减少，这就是一种“脱钩”。“脱钩”理念背后是新发展阶段的价值观决定的。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NBD：目前来看，要实现“脱钩”还面临很多现实难处。
李晓江：城镇化“上半场”，我们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征服的，是拿来被人类利用的。今天强调尊重自然，是因为意识到绿水青山是我们生存的前提，即使它不创造实际的物质收益，也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一定是“共生”的，提出“双碳”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人的需求还在不断增长，相比工业领域，生活领域、交通领域的能耗和碳排放很难降低。现在我们的人均GDP才1万美元，发达国家人均GDP已经是4万~5万美元的水平，他们在生活领域的能耗是我们（目前）的3～4倍。所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既要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又必须实现绿色低碳，这就是最难实现的地方。
NBD：《总体方案》提到“探索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实践”，在人与自然之间特别强调了“城”，为什么？
李晓江：公园城市本身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命题。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是“共生”，而非“掠夺”或“侵占”。通过一个好的“城”的发展，来处理人、城、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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