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平台不能承受之重：骑手找不到雇主，一年上百亿的社保谁买单？
理财鱼小提示：外卖平台不能承受之重：骑手找不到雇主，一年上百亿的社保谁买单？
图源：视觉中国
穿着统一的饿了么蓝、美团黄的千万骑手竟然找不到雇主？
致诚劳动律师事务所的一篇调查文章，揭开了外卖平台和骑手之间错综复杂的危险关系。其中，以为被收编为正规军的邵新银等骑手，直到出了事故，才发现自己的劳动关系被分割给多家外包公司，在维权过程中，完全找不到明晰责任主体。而有的骑手被引导注册个体工商户，让劳动者不再享有劳动者权利。
9月14日，美团发声表示，会再次向所有合作商发送《关于禁止要求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的通知》，并且于一周内完成所有合作商的承诺函签署，饿了么也紧随其后发布了相关声明。
时代财经发现，早在2016年前后，专送骑手与第三方平台早已脱离了普通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由一种更为疏远的组织形式替代。
针对骑手被引导注册个体工商户的情况，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孙万松律师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如果外卖骑手与平台不是劳动关系的情况，如有的骑手可以自行选择工作时间的或者能切换平台，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进行合作是有利于外卖骑手的，因为双方建立劳务关系的情形下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成本比较高，但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进行合作，实际缴纳的税负比较低。
千万骑手队伍的人身安全由谁来保障？在确定责任方并且获得高额赔偿艰难的现实下，随着《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提出，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的脱钩会成为一种新趋势。
众包VS专送？编外人员殊途同归
从入职第一天起，郭凯就非常清楚自己与站点签的只是劳务合同，并非劳动合同。“签合同的时候，站点管理人员就和我们强调过，出了任何事情他们都不会管。”郭凯说。
在郭凯成为专送骑手的3个月里，社保始终是缺位的。在他看来，专送骑手和众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接受团队的统一管理。“加入专送，能够获得稳定的单量，同时会比较注重着装和微笑服务。”郭凯向时代财经表示。
千万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分为两类：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众包骑手不属于某个站点，他们在众包平台上注册之后，就可以自由接单，自负盈亏；专送骑手隶属于站点，由系统派单，受站点的统一管理，当然也不买社保。
郭凯的处境在外卖行业很普遍。多个专送骑手向时代财经表示，他们并不与第三方服务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只是劳务关系。致诚律师事务所案例中的邵新银受第三方配送公司迪亚斯管理，本以为与配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事实上其各项劳动权益被层层分割给了多个外包公司，一旦骑手出事，很难找到最终的责任方。
看似正规军的专送骑手也与第三方服务平台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平台与骑手的关系处于疏离和切割的状态。
在郭凯看来，无论众包，还是专送骑手，都是不被劳动法保护的编外人员。他曾经目睹过车祸现场的同行，无需预测，没有交社保的骑手得不到任何工伤赔偿。
中秋晚上9点半，众包骑手田力军送完了当天最后一笔订单。加入外卖大军的一员后，他很少有休息日，如果他享受正常的假期，单量就会有明显的下滑。这是算法支配下外卖骑手的生存法则：要在固定时间里送完更多的单，才能跟上平台的发展。田力军曾在暴雨天内一次接10笔单子。
骑手过上“飞速人生”，交通事故也不断攀升。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在发生交通事故较多的企业中，饿了么发生111起，占比34.2%，其中，2名送餐员死亡；美团发生109起，占比33.5%。
据红星新闻报道，去年12月21日，饿了么外卖骑手韩某倒在北京的冬天里，最初饿了么出于人道主义赔付2000元，保险公司根据投保金额赔3万元，后在舆论压力下，将抚恤金提高至60万。
裁判文书网上，和韩某有类似遭遇的骑手并不少见，平台多以无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赔偿。大多数外卖骑手只能拿到数万元的赔偿，这对于一个失去顶梁柱的家庭，仅是杯水车薪。
每月9.5亿元，谁替骑手交社保
早在今年5月，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指导意见，要求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完善旗下骑手的社会保障。
5个月过去了，指导意见并没有改变行业现状，时代财经询问上海多个站点负责人，对方答复依然是不签订劳动关系，不会主动给员工上交五险一金。“全国大多数配送站点都是签劳务合同，如果签了劳动合同就要交五险一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上海一站点负责人李辉向时代财经表示。
不过，李辉坦言，签订劳动关系会让公司陷入被动局面，一旦骑手提起诉讼，公司肯定要赔付，而外卖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2016年，李辉初入外卖行业，他记得第三方服务平台会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在这之前，是平台与骑手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几年下来，外卖平台与骑手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剥离的趋势。
李辉把这一变化归结为骑手队伍的扩大。这对于平台来说，意味着高额的成本支出。“国家没有强制要求公司给骑手交社保，平台也会提供针对性的保障措施和特殊的保险。”
孙万松律师指出，互联网经济模式下的用工体制与传统的用工体制有很大的区别，应当从平台与外卖骑手的合作特征上进行分析，如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所建立的合作关系具备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等劳动关系的特征，平台即应承担起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与外卖骑手签订劳动合同。
平台将风险转嫁给配送服务商，配送服务商继而将风险转嫁给外卖骑手自身后，外卖员的人身风险只能押注于商业保险。这反映出整个配送服务商盈利难、成本大的现状。
以中国最大的“包工头”趣活为例，成立于2012年的趣活，主要为消费者服务类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端对端的运营解决方案，客户包括美团、饿了么、滴滴等平台。根据2021年半年报，其四大业务营收占比中，送餐占比高达约95%。
图源：趣活招股书
不过，趣活常年处于亏损状态。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净亏损分别为1397万元、4429万元、1345万元、560万元。2021年上半年，趣活净亏损达1.19亿元，几乎是过去四年之和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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