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高地方债的腐败官员：不仅会借钱，而且敢花钱
图/视觉中国
深挖地方债腐败
本刊记者/周群峰
发于2021.12.20总第1025期《中国新闻周刊》
12月1日，江苏省纪委在官网刊文称，纪委系统深挖细查债务背后的贪腐问题，严肃查处了省发改委原副主任祁彪、南通市原副市长陈晓东、南京市浦口区委原书记祁豫玮等典型案件。镇江市、宿迁市纪委监委严肃惩治国有平台公司腐败问题，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简称“地方债”）风险是中央部署的一项重点工作。今年以来，贵州、山西等多省纷纷表态，要深挖地方债务风险中潜藏的腐败问题。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地方债的监管，在制度层面上已经比较完善，但落实起来还不到位。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千方百计提高GDP，目的还是为了个人升迁或敛财。有的地方官员甚至不切实际地提出“三年一小变、六年一中变，九年一大变”的目标，为此举债搞建设，造成大量烂尾项目，难以收场。
叶青说，地方债务借来的钱，由于不需要走人大审批的预算流程，来得过于容易，有的地方政府往往打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名号，被随意投入各种渠道，使用效率差，类似层层转包、工程质量失控等腐败现象也就应运而生。
“风险释放时腐败链条也被释放”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5.66万亿元。据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统计，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和城投债余额合计，截至今年10月20日，以地方政府债券形式的显性债务共41.42万亿元。其中，江苏（4.46万亿元）、浙江（3.10万亿元）、山东（2.77万亿元）位列前三。
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方明月等三人合写的《规范地方债的关键是政府转型》一文中称，“地方债”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狭义的地方债，是指由财政部批准、通过省级政府发行的债券，这类债券的信用评级很高。广义的地方债除了由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显性债券外，还包括大量由地方投融资平台发行的企业债、公司债以及中期票据等债务，后者简称“城投债”，通常被认为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成分。由于城投债在金融交易系统里可以公开查询，所以其违约情况往往成为地方债风险的风向标。
中央财经大学中财-中证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财政部PPP专家库专家温来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以后，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就没有公布隐性债务的数量。不过业内推测，目前，国内隐性债务现在规模大概在40万亿元。
江苏省委高层曾直言，该省地方债里存在贪腐现象。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在2018年度江苏省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述职会上，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镇江市在重点领域监管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突出，甚至存在腐败问题”。
此次被江苏纪委点名的三名官员中，祁彪现年59岁，2018年10月任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2020年11月29日被查。2021年6月8日，双开通报称，祁彪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充当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融资中介，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的方式，收受巨额财物，推高地方债；伙同其子违规开展融资业务，募集公众资金高息投向地方政府平台，牟取巨额非法利益，增加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等。
涉及地方债腐败问题的官员并非个案。多位受访专家称，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案，是此类案例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为了政绩，潘志立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他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这意味着，独山县每年光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全年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远不足偿还利息。潘志立因此被舆论称为“全国最会借钱和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财经大学教授陈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债务违约爆雷后，在风险释放过程中，以前隐藏的腐败链条也会被释放，导致一些官员被查。“如果当地纪委深究，往往会发现很多腐败问题。因此，一旦出现爆雷情况，也考验着纪委的魄力。有的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追求适可而止，有的会痛下决心，想把腐败链条连根拔起”。
他称，地方债中的融资租赁等非标业务，一般都有一定比例的公关费（如业务拓展费、咨询费等），如果通过合法渠道，政府平台公司把这笔费用给提供融资的公司，一定程度上是合法的，如果给了负责签字的有权的个人就会导致腐败等问题。
一位受访的经济学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地方债领域腐败问题往往与工程建设相互交织，而且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比如，一家信托公司为地方政府融资10亿元，期限是3年，给予的市场年化收益率也不高，但这家信托公司往往要求一家关联的工程公司参与到相关项目中来。政府答应这种条件后，就为这家公司量身定做招投标条件，确保该公司拿到项目。“这家信托公司为政府融资挣钱不多，这家工程公司拿到项目后，会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返还给信托公司，在这个融资返费（点）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费用可能就到了某位官员个人腰包，从而滋生出比较隐蔽的钱权交易行为。”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财经律师刘兴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监管好地方债的工程建设，出路在于依法行政，将地方债的工程建设公开化、公平化和公正化。切实运用好《招标投标法》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防止出现不招投标或串标的情况，还要运用好《民法典》，防止出现合同欺诈。
有的融资平台沦为“白手套”
温来成称，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出现国内最早的一批融资平台。2015年，全国各级融资平台曾达到上万家。目前，数量至少在8000家左右。“以前，地方政府不允许发债，所以出现了融资平台。从2015年开始，国家允许省政府发债，市县政府可以委托省政府发债。按照新《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途径就是发行债券，融资平台融资的钱为企业债，不再视为政府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专家毛捷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现在发债的权限在省级政府，但省级政府很难对地方报上来的所有项目把控好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就会包装项目，导致一些项目有水分（比如来自于土地的收益只是一个预估，最终实际效益很可能低于预估价）。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资金和项目不同步的现象。这时，钱早到账了，但项目还没开工而且还要付利息，这不利于财政体制增效，也容易滋生腐败。从以往审计署披露的情况看，有的资金到账后，项目长达一年多时间不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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